青年毛泽东闯荡北京，见识这座色彩斑斓的大都市(7)

“我们不难体会到青年毛泽东的非凡见识。”郑宁波说。“面对纷纷出国的同学，毛泽东另辟蹊径地选择留在国内。他很善于逆向思维。他的学术研究不囿于书斋，具有很强实践意识和浓厚现实关怀。对于留学的利弊，他的分析上升到中西文化比较、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高度，极为通透。也许，这也是他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因子之一。”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左四）同进步团体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在北大，毛泽东只是一个不知名的南方青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从未中断思考。在跟随杨昌济学习《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曾在书上批注了这样一句话，“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这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全部国家制度的一概否定，正是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里也陈列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书刊，如《晦鸣录》《法律与强权》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状态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说，我还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的中国前景。”毛泽东口中的那位朱谦之同学，当时已是无政府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了。
回湖南后，毛泽东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民众的大联合（一）》中，人们还能读出他对无政府主义的青睐。他写道：“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金正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最高精神领袖和理论家。
到《民众的大联合（三）》发表时，他的思想已转变，旗帜鲜明地肯定俄国十月革命和欧洲革命运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革命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针对旧的国家制度，他发出的不是“废弃国家”的呼声，而是“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的呐喊。他开始朝马克思主义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