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8)

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高层都逃走了。霍克海默和他的副手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逃到了日内瓦，一同前去的还有埃里希·弗洛姆。身在法国的亨利·柏格森和雷蒙·阿隆向他们发去了聘用邀请。与此同时，西奥多·阿多诺前往牛津大学默顿学院，并在那里从1934年待到1937年。西德尼·韦伯、R.H.托尼、莫里斯·金斯伯格和哈罗德·拉斯基都伸出了援手，将学派的伦敦分支维持至1936年。然而，日内瓦渐渐变得不那么友好。根据波洛克所说：“法西斯主义也在瑞士取得了很大发展。”他和霍克海默访问了伦敦和纽约，试探转移学派的可能性。相比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他们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响应要更热烈。于是到了1934年中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第117大街西429号重新组建起来。研究所一直在那里驻扎至1950年，并在此期间开展了大部分较有影响力的工作。
德国分析方法与美国实证研究方法的结合有助于战后社会学风格的形成。
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经历的迁移伤痛或许要少于其他学者。由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那里有相当多的学者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颇为赞同，而维也纳学派的数位学者也曾在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讲学或结识志同道合的同行。他们受到了“科学联合会”的帮助，该团体由哲学家和科学家组成，致力于寻找学科之间的一致性。这个国际团体召开的学术会议遍布欧洲和北美。在1936年，英国哲学家A.J.艾耶尔出版了《语言、真理与逻辑》，对于在美国更为普及的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极为出色且清晰的阐释，使得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尤为受欢迎。赫伯特·费格尔一马当先，于1931年到访爱荷华州，鲁道夫·卡尔纳普于1936年在卡尔·亨佩尔和奥拉夫·赫尔默的陪同下去了芝加哥。汉斯·赖兴巴赫紧随其后，于1938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顿下来。
不久之后，库尔特·哥德尔接受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职位，因此加入了爱因斯坦和埃尔温·帕诺夫斯基的行列。
纳粹一直将精神分析视为“犹太科学”。即便如此，纳粹禁止该学科列席1933年10月莱比锡心理学大会依然给精神分析学家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被迫到别国寻找工作机会。对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弗洛伊德的家乡维也纳在几年内提供了暂避之地，但大多数人都去了美国。美国的心理学家对弗洛伊德理论并不十分赞成—威廉·詹姆斯和实用主义的余威仍在。但美国心理学协会仍然成立了一个“外国流离失所心理学家委员会”，截至1940年已与269位重要学者（并非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建立了联系，其中134位已经抵达美国，他们之中包括卡伦·霍妮、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艾尔泽·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以及大卫·拉帕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