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国人民救国会

1935年年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他们不惜个人得失、毁家纾难，致力于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局面形成，次年11月23日，遭到南京政府的拘捕、关押，史称“七君子事件”。事件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在内的声援、营救，为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之后，他们高举抗战、民主的大旗，与共产党人精诚合作，与统治当局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邹韬奋、李公朴成为烈士，其他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命运如何？他们发起、组织的救国会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49年12月中旬宣布结束历史使命。
不惧独裁 出走香港
1947年11月末，沪上一片萧瑟、森严，银须飘动的沈钧儒让儿子找来一只大口罩，把胡子掩盖起来，剩下的部分塞进大衣领子里，他要秘密出走。此前，朋友劝他剃掉胡子，化妆脱离虎口。他不愿意，乐呵呵地说：“如果没了胡子还没能跑脱，岂不是弄巧成拙，成了割须弃袍之类的笑话？”
月初，南京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创建者之一的沈钧儒，早在5年前就率领救国会成员加入了民盟，看到民盟遭到摧残，他痛心疾首。经过讨论，他同意以张澜的名义发表解散公告，当沈钧儒等人走出张澜寓所客厅，把公告交给等候的记者时，他的学生史良看到了老师眼中噙满的泪水。
72岁的沈钧儒决意秘密出走香港。临行前，他约史良到自己的居住地（今愚园路 750弄11号）说：“民盟一定要搞下去。这里不让办，就到香港去办。”史良支持老师的主张。“表老（张澜）也是这样想的。你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日脚不好过。你要知道，在蒋介石他们眼皮底下搞斗争，需要勇敢和坚持。好好保护自己。”
沈钧儒从容地离开家，坐上汽车直奔黄浦江畔的太古码头。黑夜中，他登上美国戈登将军号客轮，4天后他抵达香港。香港市面上多了一个“卖字”的老头。
就是这矮小清瘦的老头，以凛然的气势主持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号召盟员站在人民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人携手合作，摧毁南京政府，为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共和国而奋斗。
他的另一位学生沙千里，以史良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协助沈钧儒起草会议的文件。
这时，沈钧儒昔日的难友——章乃器受民主建国会派遣，赴香港筹建港九分会到达香港。这位银行家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成了“宣言专家”，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几乎都由他执笔起草。同时，章乃器创建的港九地产公司生意兴隆，成为联络进步人士的场所，所赚的铜钿有力地支持了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包括向沈钧儒主持的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部分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