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孩子》：看似不经意的抚慰，触及情感深处(2)

主人公们从都市到了草原，是因为自然灾害让他们的家乡遭受食物危机，或者“饿死”或者“离乡”，那是时代的无奈选择；通嘎拉嘎和知青王朝阳的爱结束于王朝阳的家破人亡，阿藤花与亲人的团聚中断于一封以蒙语写成的信，特殊时代留下了一声叹息；勤奋好学的谢若水考上大学、成为当地第一位大学生，变革的号角从思想领域吹响，改革东风带来了塞北的春天……小人物身上没有大历史的壮阔波澜，却有着更为清晰的锐度，透过他们，冷硬的历史似有了温度；从他们身上，观众领略到历史的悲喜。当然，从小人物角度叙事，有时难免琐碎和儿女情长，《国家孩子》剧情略显拖沓、迁延亦源于此。
在“重述”这段往事的过程中，当草原的风一次次扬起绿色和希望，当列车驶过大半个中国，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抚慰，已无声地触及我们心灵和情感的深处，这是一种弥合时代“裂缝”与现实遗憾的抚慰。从影视作品的社会功能和心理机制上讲，“抚慰”正是其应有之义，影像与生活的相逢，恰如梦与现实，它并不是一种简单复述，还包含思考、提炼和修正。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国家孩子》于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制作和播出，恰到好处地发挥了这样的功能。
三千多名国家的孩子，隆隆驶过的列车，弥合的是东部与西部、发达与相对落后的“裂缝”，通过电视语言，它们成为平行的两端、两个意义同等的故乡。四位主人公走过五十年人生旅程，生活从贫乏转向富足，一条条历史伤痕也在他们身上得以修复：被撕裂的家庭终得团圆，一声声“爸”“妈”消散了五十年的风雨；知青的梦，通过载人飞船安全着陆变成现实，埋骨之处芳草青青。
当白发苍苍的国家孩子在黄浦江畔举起酒杯，我们似能看到：在因发展带来的“大迁徙”中，被模糊了的“故乡”“他乡”合而为一，故乡的根化为浓稠的血，故乡的情渗透在每一处扎根的地方，向前走的路上，故乡已被他们带在身上。（李佳）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