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律师禹英禑》：司法实践中的情与理(2)

《非常律师禹英禑》却并未着墨于那些案情曲折离奇的恶性刑事案件，大部分辩护委托中的事件本身并不复杂。比如在第二集中，一位新娘在婚礼中婚纱不慎脱落，导致婚事告吹，承办婚礼的酒店承认是己方的责任，愿意退还婚礼的全部费用，并给出一定的额外补偿，而新娘的父亲则委托律师提出了高达10亿韩元的天价赔偿要求。父亲本身就是豪门巨贾，并不缺这10亿韩元，提出索赔无非是为了出口恶气。在其他同事一筹莫展之际，禹英禑为完成这个本身并不合理的委托找到了有力的突破口——男方曾在婚礼前承诺赠送女方价值300多亿韩元的土地作为彩礼，婚礼泡汤，彩礼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主张这块土地的价值为特殊损害，就能要求更多的赔偿。酒店方提出的赔偿金额与新娘父亲提出的赔偿金额都有事实与法条作为依据，都可以说是合法的，但却未必都合乎情理。在整个告诉过程中，身为当事人的新娘始终在父亲的压力下被迫沉默，无论是因为婚纱掉落而闹上法庭的羞耻感，还是她对于这段婚姻的真实想法，在父亲的“面子”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在禹英禑的帮助下，新娘鼓起勇气，在父亲几乎获胜的前一刻提出撤诉，宣告了自己对这段政治联姻的痛恨，与真心相爱之人携手离开。相比于靠着严密的逻辑论辩和法律解释得来的天价赔偿，新娘的撤诉或许是一种更好的“正确”，它更符合人们朴素的价值判断，并使得真正承受痛苦的人获得了拯救。
与此类似，在《非常律师禹英禑》的所有案件中，我们都很难看到绝对的非黑即白：在脱北者为讨债而打伤欠债人的案件中，禹英禑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医生给出的伤情鉴定失当，但在法庭上揭露医生本人对脱北者存在严重的敌意和歧视，就可以降低伤情鉴定在陪审团和法官心中的可信度，为这个一无所有却依然善良、深爱女儿的脱北者母亲争取减刑；在农民董同一受两位兄长诱骗胁迫、签署赠与契约书将土地赔偿款全部送给两个哥哥，而自己则背上了巨额债务的案件委托中，禹英禑始终无法找到证据证明这份契约书违法，最终只能让董同一父女醉酒闹灵堂，诱使两个哥哥殴打董同一父子并报警留下证据，依照被赠与人对赠与人做出犯罪行为时可撤销赠与的法律规定保住了董同一的土地赔偿款——尽管这个办法多少有些无赖。同一个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彼此矛盾但都不违背法条的解释，这些解释将导向不同的判决结果。
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不仅缺少法律知识，更缺少保护自己的力量，因此很难在庭审中获得有利判决。律师禹英禑要做的，不仅仅是确认事情的真相，更是在是与非的暧昧中间地带，找到最符合常情常理，最符合人们对公平的一般理解，为弱者、被损害者提供最大帮助的那一种解释。最隐秘难言的不公恰恰有可能在那些看起来最无可争议的案件中发生，禹英禑不满足于做法条的背诵着、捍卫者，她要理解法律，更要理解人心与情感，她要捍卫的是被剥夺者的权利，是人们心中相信并向往的善良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