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王兴东：我创作《建国大业》《辛亥革命》等电影剧本的往事(2)

我在山阴路住了半个月，为了加深对曾联松的了解和理解，我又飞到广东珠海与他的长子曾一冲谈了三天三夜。
1949年7月，曾联松看到了人民政协筹备会发表征集国旗、国歌、国徽的启事，稿件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当时曾联松33岁，是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的编辑，他怀着对新中国的感情，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精心设计了五星红旗：大星代表共产党，中间他还画了镰刀和斧头，四个小星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把这个图案寄给政协筹备会。在2992幅国旗图案中，有朱德、郭沫若、吴玉章、艾青等名人的设计稿。第一届政协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委员们的意见，最后选定了曾联松的图案。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正式确定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曾联松先生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1938年在学生运动中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因国民党实施白色恐怖，组织上让他转移。于是，他离开重庆投奔新四军。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回到浙江老家瑞安中学当教师，从此脱离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上海现代经济杂志社做职员，后来加入上海供销社，任科长，后转到日杂公司任副经理。脱党一事成为他文化大革命中难以说清的历史问题，由于他对共产党信念不渝，终于在1985年重新入党，时年已是68岁。他曾任政协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他的故事在平凡中潜伏着曲折，他的性格鲜明而有魅力。
一个道具可以演绎出一部好戏，由一面国旗作为一部电影的核心道具，那将会结构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有国家的命运和曾联松的命运，有人的历史和旗的历史。我在上海日杂公司采访时，很多人回忆起曾联松的重新入党，都眼含热泪深情地说：“总算叶落归根了！”他妻子项佩瑜向我介绍，当年曾联松躲在阁楼上，几天不下楼，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后来，当接到通知时，才知道他在阁楼上是设计国旗。这次采访令我找到了支撑曾联松一生的力量，他把情感都熔铸在这面旗里，这面旗又成了他终身追求的信仰。找到了这个人物的内心灵魂，就有了结构故事的钥匙。
我还有幸访问了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雷洁琼同志。她向我讲述了当时选择国旗的情况：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做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的选编印制，入选国旗图案共38幅，让代表发表意见，投票选择，作者的名字都是隐去的，让大家坦率地发表意见。开始大家并没有选择五星红旗，多数代表都同意红旗中间划有一条黄杠的设计方案，黄杠代表黄河———母亲河。后来有人反对，经过民主协商讨论，才确定了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