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决战》：运筹帷幄中的巅峰对决(5)

正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离心离德，只有表面的服从与恭维，没有发自内心的尊重，蒋介石对于部下的指挥，并非立足大局，也不敢过分强调刚性的纪律，而是要从私人交情以及各种许诺、利益诱惑着手。淮海战役期间，对于傅作义的调动，蒋介石没有全盘的考虑，显得极为随意，“傅作义的部队到南京可以，去徐州可以，不愿意去就可以任命东南行政长官。”蒋介石对于部队的部署，对于重要将领的任命，居然没有令行禁止的魄力，却要考虑傅作义的个人意愿，遇到困难的话则以“东南行政长官”作为交换条件，这实在是将军机要务视同儿戏。还有杜聿明，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两人以师生相称。蒋介石要杜聿明撤出徐州时，不是从战略需要出发，也没有进行周密部署和科学安排，只是出于个人感觉。杜聿明觉得不妥时，蒋介石就以“攻心”的路数，把杜聿明叫到南京，吩咐蒋经国为杜聿明母亲过生日，准备10万银圆的寿礼，又为杜聿明举办隆重的生日宴会，发出380份请柬。
在这种小恩小惠的施与中，杜聿明感激涕零，马上同意撤出徐州。如此严肃的军事部署，事关无数官兵的性命，也关乎战局的走向，居然靠私交来推动，以感情牌来左右，这样的做法显然十分荒谬。

其次，国、共两军将领目标不同，指挥、部署的全局性视野有天壤之别。解放军各部有共同目标：解放全中国，因而能够统筹安排，齐心协力。国民党的部队则有各自的利益算计，难以做到精诚团结，更不要说倾力相助。
比如，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组织淮海战役时，有华北军区牵制傅作义的几十万大军，而华北军区进攻北平时，又有东北野战军在天津策应。具体的战役中，各个纵队之间能够密切配合，誓死完成各自的阻击或进攻任务，以保证战役的全面胜利。这种全国一盘棋的调配，不仅证明了中央军委指挥有力，更说明这些部队之间没有私心，只有集体利益。正如刘伯承指着匾上的“退学堂”三字对众人说，做出每一个决策都要进行周密思考，并反思其中是否有疏漏之处，主动为中央军委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