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朝鲜之恋：她是我的领导，也是我70年的秘密|寻找消失的爱人13(13)

1954年的8月，我们即将回国。
陈黎找到我，说我们两个人有可能安排在第一批离开朝鲜，但不一定能乘同一趟车。
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和一张照片，递到我的手上，说：“这是我上海家里的地址，你回去后给我写信，可以寄到这个地方。”
我点点头，说“好”。
因为还有其他事要办，陈黎说完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的背影有些心慌。
陈黎调动了工作部门，不在我这个连队了。她先我一周回国，我们没能乘同一辆车。
走时匆匆忙忙，都来不及告别。
火车跨过鸭绿江回国后，火车转成汽车，途经一个三岔路口，左边的指示牌显示：上海方向。可是，汽车偏偏往右边的公路驶去。
返回祖国后，我们驻扎在山西的大同。等部队安顿好后，我赶紧给陈黎写了一封信，跟她讲了自己的情况，还告诉她，我很想念她。
过去一个多月，我终于等到了陈黎的回信。她告诉我，她在准备办转业回上海的手续。她要我退伍回到家乡后，第一时间给她写信，寄到上海的家里。
到了年底，我也退伍回到了老家龙南，分配在里仁区公所，当通讯员。
离家四年，能够活着回来，全家人非常高兴，也不再怨我的不告而别。最高兴的，还是我的母亲，她说自己晚上常梦见到我，现在回来了就好，又能经常见着我了。
感动之余，我又感到为难——我怎么跟家里人说跟陈黎的事呢？
区公所离家有二十多里路，我们赣南是山区，路很难走。因为工作忙，我就住在单位，很少回家。
当时通讯员的工作是很辛苦的，除了送通知、拿文件，还要接送人。区公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两辆单车。区委书记一辆，我一辆。
记得有一次，区委书记叫我去一趟东坑，把区长接回来开会。
东坑离区公所大约有三十多里路，我一气不歇地骑到东坑，已经汗流浃背了。等找到杨区长，就又得马上载她回区里。
这条路上坡下岽，沙石路面，滑趟趟的。牛高马大的杨区长往后座架上一坐，感觉单车轮子都缩了一圈。
上坡时，她坐在后面，我掌握不好单车重心容易跌跤。下来走路时间又赶不及。
杨区长干脆挪到了前面的横杠上，可刚坐上去，铁塔般的身体就完全把我的视线挡住了，只好又坐回后架。
就这么折腾了一路，我终于把杨区长驮回到区公所，总算完成了任务。
通讯员工作辛苦，但工资能高些，一个月有38块钱。当时小学老师的工资才不到2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