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百年特别企划|陈独秀的觉醒之路（一）(2)

1895年，陈独秀考中秀才，之后不久在家庭的安排下与安庆大将军高登科之女订婚。高登科与陈独秀的叔父陈衍庶有同科之谊，但其女目不识丁，只知三从四德。夫妻感情不和，陈独秀与妻妹双宿双栖。陈衍庶因此将侄儿轰出家门。陈独秀也因婚姻等问题与家庭断绝了关系。胡适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有一次陈独秀到北京，琉璃厂古玩店的掌柜听说小东人来了，邀请他到铺子里，陈独秀淡然回复说：“铺子不是我的”，显示对家资、家世的淡漠。事实上，陈独秀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还把这句话作为自传一章的标题。
这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叛逆者，要从自己所属的时代、所属的阶级中出逃，赤手空拳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激烈派中的稳健者
1897年，陈独秀在乡试中落榜，但拜赶考所赐，他从闭塞的安徽来到了口岸城市南京。甲午战争后，“康梁派”振聋发聩的文章让他不愿再走科举老路。
1900年后，陈独秀在东北目睹“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
诸如此类的见闻，给二十岁出头的陈独秀极大刺激，他在一篇名为《说国家》的文章中写道：
“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哪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
1901年10月到1902年3月，陈独秀曾短暂留学日本。当时，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留日学生分化为稳健和激烈两派。陈独秀属于激进派，他曾作诗表白心迹“勤王革命皆行迹，有逆吾心罔不鸣。”1902年9月，陈独秀再度赴日，参加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青年会。
按1902年中俄签订的《东三省收交条约》，俄国应于1903年4月从东北撤兵，但其不但不撤，反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企图独霸东北。陈独秀先后在上海、安庆组织“据俄运动”，并在集会上大声疾呼：“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少有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无一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