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徐汇保密故事：永康路上的警报声——文安坊与“一号机密”(2)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为了加强党的文件管理，周恩来委托瞿秋白同志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张唯一（1892—1955）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1892—1955），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中央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但另一份由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却在这次事件中被彻底烧毁。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陈为人、韩慧英接手文库
1932年，张唯一担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陈为人是1921年入党的老党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自从担负起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就经常在家里的阁楼上安置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那是“以防万一，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