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店里捉老鼠”，上海解放前后的统战工作(11)

《十项守则》的初稿是谁起草的？这起草人晚年去了哪里？这当然不能把责任全都归到统战系统头上，但也值得统战系统思考。属于统战系统联系的党外人士变成反革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虽然主要是自身的内因决定，可我们也不妨从外因上反思一下。说起来也很简单，要把地下工作者及其外围人员划成敌人是很便当的。他们是“白皮红心”，把他们的“白皮”当内心，他就有罪。前面讲到做策反工作的王亚文，他是在黄埔军校与林彪睡上下铺的中共党员，在解放后不久就倒了霉，犯的是“包庇”反革命之“错”。别人说某人反动，他说某人不怎么反动。其实，别人说的和他所说的都对，都有根据。要知道，“脚踩两只船”的人总是有的。有些国民党官员觉察到身边的人是共产党，他不说出来，他会偷偷地与你“通共”，却又在公开场合装作“反通共”，企图悄悄地为自己留条后路。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人与日俱增。像这样“明”与“暗”兼而有之的两面派是不是一定要把他往敌人那里推？值得研究。毛泽东在1971年说：“‘斗争哲学’不要再提了，那是国民党讲我们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图为民盟主要领导人（左起）：罗隆基、沈钧儒、张澜、左舜生、史良(女)章伯钧
三、亲如一家
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天然合理的。从中国共产党角度看，是有党内党外之分的，总不能把非党员说成是党员。建国后的上海统战部张承宗部长称民主人士吴若安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可见，党员与民主人士之间看似有别又无别。上个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曾通知以后不再称“党外”，一律改称“非党”。这两年又传出“体制内”“体制外”的说法。不论称呼什么，党与统战工作对象之间肯定是“一家亲”。亲到什么程度？举三个解放前后的例子。法学家史良曾按宋庆龄的吩咐，运用她丰富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一位共产党人进行无罪辩护。国民党理屈词穷，不得不将其释放，但国民党对史良从此恨之入骨。解放前夕国民党要在上海抓捕史良。史良躲藏在圆明园路一个地下室里。地下党只知道史良藏身地的大方向，具体方位并不完全清楚，于是派两批人去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