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自偶然的“岁月中国1965”(5)

二
罗兰·巴特在《明室》一书中对于照片提出了一个“刺点”的概念，这个“刺点”可以浅近地理解为就是一张图片除去图片最表象的层面外，对你最具吸引力的“点”。每年“荷赛”纪实类作品中这个“刺点”是个重要的参评考察标准，在《岁月中国1965》可以说满眼都是这样的“刺点”。其实从1949年起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有一段时间不短的“神秘时期”，所以当笔者第一次看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时，简直感觉不可思议，尽管他是应周恩来的官方邀请来拍的，但镜头中呈现的彼时的中国样貌真是让人瞠目。《岁月中国1965》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在1965年中日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呢（两国建交时间是1972年），你能想象一个日本摄影师进入了中国，历经了一个漫长的旅程，几乎做到了自由的拍摄，然后再把胶卷带出中国……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其中一个环节不成立，那么在也不会有《岁月中国1965》一书50多年后在中国的出版，所以一定要相信在那些庞大的必然中是存在少量的偶然的。
斋藤康一本人是当代日本摄影界很重要的专业摄影师，特别是在肖像照领域建立了独特风格。在1965年他本来是要参加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没料到阿尔及利亚突然发生政变，计划全部取消。而此时红色中国正在计划举办第一届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于是斋藤康一临时调整计划，决定跟随这个团员前往中国参加两国青年大联欢活动。前面说了因为中日两国没有外交，所以斋藤康一随团先是到了香港，然后由陆地进过罗湖海关进入了中国大陆。斋藤在中国待了48天，其间有被请上天安门、请进大会堂赴国宴的“高大上”的经历，更多的时候他是在中国的各个城市间走访，最重要的是斋藤的这段回忆———在中国的48天中，摄影上的限制并不多。除了机场、桥梁和铁路等军事设施和重要的公共建设以外，基本上什么都可以拍摄。这样的拍摄自由使斋藤康一的作品具有了呈现中国彼时时代风貌的“证明力”。
1965年是“文革”前夕，其后整个国家和民族要进入10年的巨大动荡与浩劫中，那么在狂风暴雨到来前的一个平静期里，我们这个国度的面目是什么样的呢？《岁月中国1965》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要谈一个摄影的观念问题，在1949年后中国的摄影进入了一个著名的“摆拍期”，那时的每一幅照片可以说都是导演过的。但同一时期世界上现实主义摄影家及新闻摄影记者共同遵循的摄影金科玉律与摄影美学经典是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1952年，布勒松以此观念为书名出版了他的摄影作品选集从而广为世人接受。如今摄影师们的扫街抓拍，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斋藤康一作品的“原味纪实”是弥足珍贵的。彼时的环境里一个摄影师跑到市井生活的第一线去拍摄，这一行为实在是太新奇了，所以画册中很多照片上的人物都是盯着照相机镜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