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归何处？是敦煌(5)

这本书不仅是樊锦诗个人的传记，书的内容涉及了对几代敦煌人的回忆，这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几代莫高窟人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樊锦诗是第一个做出了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敦煌石窟全集·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她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对于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观念；关于世界遗产的保护，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遗产保护过程中如何建设数字化保护工程？因此，这本书也具有档案的价值，凝聚了樊老师毕生的智慧和心血。
“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2017年春天，彭金章老师查出晚期胰腺癌，这是不治之症，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
樊老师一边陪护在彭老师身边，一边还要为敦煌的工作四处奔波，她当时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身体，每次通话我就在电话里安慰她。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我们都通电话，我感到她为彭老师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虑。她始终觉得这一辈子老彭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自己对不起老彭，因为忙于工作，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两位老师最后一次来到北大，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16年9月8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邓广铭先生的女儿)请樊老师做关于敦煌保护的演讲。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彭老师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起两地分居的艰难，说起他引以为豪的敦煌北区考古发掘，说起和樊老师的爱情，“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说起自己无悔的一生……场面令人动容，那一天很多与会者都落泪了。那一次会后，他们俩一同去蓝旗营看望了宿白先生，没想到这次探望竟成永别。2017年7月29日彭老师去世，葬礼异常朴素，她没有惊动任何人。次年2月，宿白先生也去世了。
2017年中秋节那天，我的手机上显示了樊老师发来的一条短信，她说：“今天是中秋，我一个人在九层楼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现在非常想念你……”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涌，我知道痛失爱人的樊老师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拨通了她的电话，我听到了九层楼夜晚的风声，风中传来她疲惫的令人心疼的声音，她说自己每天整理彭老师的遗物，还找出了一些供我参考的研究材料和关于敦煌学的书，准备打包整理好寄给我。2016年下半年，我对全书又进行了核对和修改，准备择时与樊老师核对书稿。没有想到的是2017年年初，我父亲确诊为晚期肺癌，之后的一年我陷入了极度的忙乱和焦虑中，2018年7月，我父亲去世，整整一年我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出版的时间一推再推。2019年3月，樊老师对我说：“顾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全力配合你校对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