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禁早恋到疯狂催婚：中国家长的畸形婚恋观(3)

2. 社会舆论下，专家学者开始著书立说，广泛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政治风向标的引导下，教导学生不要谈恋爱，成了各行各路专家学者的重要任务。
发表于1980年3月《安徽教育》的《教育学生不该谈恋爱》，对待男同学想入非非的态度义愤填膺：
我召开了男同学会，介绍了列宁对他的警卫员过早地恋爱而十分气愤，痛斥伊凡“没出息”的故事。针对一些男同学对女同学有意、无意的热情表示而想入非非的心理状态，指出这种思想活动是完全错误的，是越轨行为的先导，并勉励他们做有出息、有志气的青年。
发表于1982年3月的《上海戏剧》的《早恋不妨碍业务只是动听的言词》，作者呼吁相关部门制定律法，严格管控青年戏曲演员的结婚年龄，以保证他们潜心练功：
一般大、中学校的学生，向来严禁恋爱，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学生专心学习，听说芭蕾舞演员经有关部门批准，规定三十岁以前不得结婚。培养戏曲演员的严格要求，并不亚于芭蕾舞演员，国家用了多少经费？教师、干部花了多少心血？绝不能功亏一篑。因此，我建议有关领导机关，博采各方意见，明确规定戏曲青年演员的结婚年龄。
可以说，无论恋爱还是结婚，俨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上升到集体利益、关乎国家前途的重大举动。有了专家学者的背书，校方和家长的思想工作也更加利落地开展起来。那个年代，学生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和异性交流，否则就要被扣上“交往过密”的帽子，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除此之外，男女生若为同桌，还要在课桌上画一道“三八线”划清界限。直到升上大学，学生也没有因此解放。学校不仅千方百计阻挠学生谈恋爱，甚至在毕业分配时故意调离学生情侣，让他们天各一方。
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所以应该杜绝和异性交往的一切可能性，就这么成为了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当年内心热望极度压抑的年轻学子，在成家立业后，也逐渐淡忘了自己也曾有过的少年心思，转而用以前那一套陈规陋习教育起自己孩子来。不过，反对早恋的旗帜，早已由原有的政治版图上脱离出来，摇身一变成为命令孩子通往成功的指挥棒。
3. 应试教育的功利化，使得打击早恋合理化
1977年，随着十年动乱拉下帷幕，国家正式恢复高等教育招生考试。自此以后，高考这一座独木桥，成了许多学生试图扭转命运的敲门砖。在1977年到2017年这40年间，无数大学生被生产出来。然而，和现在不同的是，在恢复高考的头十年，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拥有大学文凭等同于拥有光明的前程，更不用愁找工作。当然，含金量高也意味着竞争极度激烈。首年高考，每100个人中只有5个人能拿到录取通知书。在大学的致命诱惑与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积极备考就成了比谈恋爱重要一百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