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越扫荡，为何八路军发展越好？真相在为何成立敌后武工队？(8)

吓得敌人不敢外出骚扰，群众减少损失，抗日组织则可乘机活动。
在敌人据点内，武工队站住了脚，甚至可以夜间开群众会。有的地方创造了“无人大会”形式一夜间选村内中心地点登高讲话，群众不出门，在自己院子里听。
对知识分子则由武工队秘密拜访，个别交谈，告以形势，晓以大义。经过一段时间，就在敌占区、格子网里组织起民众的抗日自卫团体，名称各异，有的叫“反资敌联防线”、“哄鬼大同盟”、“保家民团”等等。
由一村到数村，由数村到数十村，互相联合，互相声援，齐心对敌，神出鬼没，妙计百出，搅得敌人惊恐不安，说：“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军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军大大的有。”
彭德怀对群众的斗争智慧和胆量赞叹不已，收集了许多事例来研究总结，指导推广。
他衷心称道说：
“人民群众由于客观环境的要求，凭其固有的机智，有许多天才创造，办法之多，运用之妙，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武装工作队在一个地区活动得久了，在老百姓中间生了根，就创造了隐蔽的根据地，把敌人占领的土地，再从敌人的口中挖出来。”
1942年这一新的斗争形势，129师刘伯承师长称为“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八路军总部迅即将这一口号推向全华北。“敌进我进！”“向敌后的敌后进军！”成为突破敌后最艰难岁月的号角。
“1942年秋，隐蔽根据地在华北敌后之敌后，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到1942年冬臻于相当普遍”。敌人的清乡蚕食政策终于被打破。

6、敌后武工队的影响

1942年末，敌人在华北连续5次、长达一年又三季的“治安强化”亦告结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自诩为“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和“中共最穷困的时期”。但1942年，它的情报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民怨沸腾”、“民心叛离”的惊呼。不得不承认“自1942年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
“此时，共产党军队则逐渐扩大了势力，地下活动继续深入，同时表面活动又像两年前那样活跃起来”。
1942年末到1943年初，冈村宁次的心情已大异于走马上任之时。尽管他在讲话中，仍一再声称要“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队”，但内心已感前途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