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之年！我们第一次见证日本进入紧急状态(3)

这在中国看来是轻松简单的事情，但在西方国家的永久产权制度下困难重重。而日本若能进入紧急事态，就在有法律保障的基础上，去要求所有者“为大局考虑”短期出让使用权。
其实，早在日本中央政府敦促修正案通过之前，就已经有日本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事态”，那就是北海道。

2月28日，也就是安倍宣布全国中小学停课后的一天，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就对道民宣布，从2月28日到3月19日为期三周的北海道紧急事态时期，政府呼吁道民，特别是在周末，不要外出、集会。
此后，铃木知事还立即奔赴东京，跟安倍首相会面并传达了当地紧缺物资的诉求，日本政府也紧急支援北海道，给指定的城市每家人发放2周用量的40只口罩，并拨款支援北海道的疾病预防和检测体系。
北海道提前宣布进入紧急事态是对当下形势的判断，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行动。而从发布紧急事态至今，北海道的确诊人数大幅减少，目前，北海道的总确诊人数仅为194人。
可以看出，紧急事态的宣布确实缓和了北海道的疫情。
对比地方政府的果断，中央政府的行动就略显迟缓。权力掌握在跟人民生活日益脱节的精英人士手中，再加上论资排辈、机械滞涨的政府治理问题，使得日本中央政府的抗疫情动显得乏力。
“紧急事态”的意义：
不要让新冠疫情成为下一个水俣病
这也是日本长久以来公共卫生的痼疾。
从熊本县水俣病、新潟县第二水俣病、痛痛病和四日市哮喘，再到9年前的3·11特大地震后续的防止受害人数扩张、补偿等问题，都显示出日本政府处理低效。基本上每个公共卫生事件都耗时几年至几十年不等，才得以解决。
最严重拖沓的案例是水俣病，从爆发至今都未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