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人入侵》，近三年华语电影十佳(2)

如电影所讲，当一个人的生命进度条被打乱，它会引发惊慌、恐惧，也会导向求生、自救。
《野蛮人入侵》并非祭出女性主义，一应俱全的付费答问电影。在策划筹备阶段，女性主义话题，尚未在大陆获得空前关注。如果抛开电影本体，只以导演访谈论述做文章，那会变成南辕北辙的游戏。
我认为映后交流谈，往往只是一种参照，观众可以听，但要警惕导演的话，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正如一部好电影带给观众的，并非强塞直给的单向灌输，而是产生疑问，引发思考。观众与导演之间，不存在应试的标准答案，满分考卷。
再者，如同作为情感的爱，作为技巧的艺术创作，它们都有一个先理论再实践的重要过程，女性主义亦不能例外。而实践往往因人而异，无法一概而论。在一个人看似轻松愉快的回答背后，它包含了复杂的视角和维度。好比说，陈翠梅对女导演的处境看法，从电影评论者的角度来说，它是可以讨论的。试举一例，三大电影节需要大量女演员出任评委，它到底是一个女性地位提高，还是男权系统运作的结果，抑或者与性别政治无关，仅仅是品牌资本主导，各取所好。
具体放置在《野蛮人入侵》，先于“我是女性主义”，“我是功夫爱好者”的喧嚣嘈杂，它首先是一个关于“我”的故事。
陈翠梅的自导自演，它强调“我”与电影的联结，强过“我”与现实的联结。在电影里失去身份的女子，却通过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导演身份——一个被时间和记忆剥夺，又靠身体力行拿回来的坚韧故事。

《野蛮人入侵》海报。
受制于创作焦虑的电影故事，有人《燃烧》自己，有人长成了孤独而又扭曲的《野梨树》。人人都争挖一口活水井，岂不料，还有人生在了咸水苦海。本质上，马来西亚华语电影和华语文学，还有马来西亚华人，包括《野蛮人入侵》，都是这样一种状况。
作家黄锦树坦言，他在马来西亚有百来个读者，中国台湾六七百个，中国大陆两万多个。陈翠梅二十年的电影路，成群或独行，离散或归来，不可能没有寂寞——禁锢很深，被周围吸纳，导致沉默失声的那种。她并没有在电影里舔伤自怜，而是觉醒、融入、挣脱，辟出了一条少有人走的勇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