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特殊的儿童拐劫案(20)

北平和平解放后，沈扶鼎的一位二十年代时的私塾学生前来看望他，这位学生在抗战前就已经参加了中共，这时已经是个团级干部，劝沈应当出去参加工作。于是，沈扶鼎就去了一家亲戚开的建筑营造社，协助搞搞管理。后来，北京市开始取缔、打击“一贯道”了，以沈扶鼎在“一贯道”的那份资格和名声，当然是第一批被捕的对象。不过，折进局子承办员讯问、调查后，却发现这主儿似乎是徒有虚名，说他是“一贯道”的点传师没假，可是查下来他却从未点化过一名新道徒；说他是“三才”的培训教员，他本人却并不熟悉“三才”的那一套伎俩手法，他做的事情仅仅是教授四书五经、唐宋诗词。这样，对于如何处置这人，内部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认定是点传师了，就得严厉打击，至于是否枪决或者判重刑，法院自会根据其罪行大小量刑的；另一种是根据其在“一贯道”的实际表现，这人还算不上顽固反动分子，点传师一职也是徒有虚名，所以，按照党的政策，还是稍加处罚即可，比如判个三年，或者干脆释放后管制起来。
两种意见发生了碰撞，以当时的形势，最后是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样，沈扶鼎的名字就被列入了必须严厉惩罚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名单报送法院了。那当儿正是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法院判决时光凭“二十年代即加入‘一贯道’，担任点传师”这句话，就可以判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了。
沈扶鼎看来已经处于命悬一线的绝险境地了，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了，于是在看守所就开始采取自救措施，抛出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28年李大钊被害后他对收殓烈士遗体出过力，另一份是抗战时期他曾应中共北平市地下党组织的要求，协助做过几件事情，跟在伪警察局供职的学生、道徒通融释放了几名什么什么人，协助收集过什么什么情报，替八路军购买过什么什么药品和医疗器械。
看守所把材料转给承办员后，承办员进行了核实，证实沈扶鼎所言不谬。于是，沈扶鼎就得以化险为夷，什么尾巴也没有地离开了看守所。
可是，当沈扶鼎准备回建筑营造社继续搞管理时，尽管那边是亲戚，但却板起了脸打了回票，原因不言自明。这样，他就面临着一份尴尬，因为他解放前的那些积蓄在这次取缔“一贯道”运动中，已被经人民政府发动的退出了“一贯道”的原先那部分最底层的道众通过合法途径拿走了，理由是这些钱财原本就是道众在受蒙蔽的情况下送给“一贯道”骨干分子的。这样，沈扶鼎的家庭生活就发生了困难。好在他还有那个当团级干部的学生，给他介绍了一份教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