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谍战：李鸿章曾欲欺瞒朝廷，保全日本间谍？(9)

然而，朝廷并不相信李鸿章奏章中的说辞。9月1日，光绪皇帝给李鸿章的上谕写道：“著李鸿章督饬严刑审讯，如揪出探听军情等确据，即行正法。”随后又警告李鸿章，有言官已经奏报他隐匿不报的事，警告他不得宽纵奸细。对于李鸿章这样的重臣而言，这样的言辞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可见，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关于石川伍一案的处理相当不满。
事实上，石川伍一案揭露出来以后，京津两地关于北洋内部通敌的传言就甚嚣尘上。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奏请密查北洋。张仲炘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做军械局总办以来，置买军械时经常与验收者沆瀣一气，偷梁换柱，以至于北洋军队使用的很多武器都不合格。石川伍一案中的主犯之一刘棻，又是张士珩的下属，难保李鸿章在处理石川伍一案时不会因为要保全张士珩而不深究案情。张仲炘建议把刘棻提交给刑部审理。
张仲炘的奏折戳到了李鸿章的痛处。眼看一味敷衍塞责反而会适得其反，李鸿章赶紧上书朝廷说，石川伍一已经供认自己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份供词。不过，在这份供词中，李鸿章把涉案人员的范围尽量缩小，控制在刘棻以下。
9月20日午时，刘棻依律绑赴市曹处决；石川伍一押赴教场，照公法用洋枪击毙。汪开甲永远监禁，曾给石川伍一和汪开甲牵线搭桥，并邀汪开甲刺探军情的戴士元被处决。于邦起等虽未串谋，但没有据实举报，判处监禁5年；石川伍一的跟班王大对于石川的间谍行为并不知情，取保释放。
拔起萝卜带出泥
甲午期间中国破获的第一起日谍大案看似尘埃落定，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着石川伍一等人伏法，案情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自案发之日起，坊间就流传着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高层官员，隐瞒真实案情的传闻。事实上，这一传闻并非空穴来风。上世纪80年代，著名清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的《中日战争》卷时，偶然在军机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礼部侍郎志锐的奏章。
志锐的奏折写于石川伍一等人被正法的当天。他称李鸿章所报的石川伍一供词是“伪供”，并称“津中人士无不切齿”。也就是说，李鸿章隐瞒真实案情的事，在天津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了。志锐通过他在天津的“线人”，得到了一份石川伍一的真实“供单”。
在这份供单中，石川伍一招认，他自光绪九年，就在京津等处往来，刺探军情。他与刘树棻(即刘棻)相识是西沽炮药局委员李辅臣令汪小波(即汪开甲)引荐的，至今已有二三年了。刘树棻曾将各军营枪炮、刀矛、火药、弹子数目清册，军械所东局、海光寺各局每天制造弹药的数量、现存多少的底册，一一抄录给石川伍一。石川伍一把这些情报交给了日本驻华武官神尾光臣，带回日本国内。石川说：“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水师营务处罗丰禄大人的巡捕于子勤(即于邦起)。”他还称，神尾光臣回日本前，还在裕太饭馆宴请了中堂(李鸿章)亲随之人，并与汪小波、于子勤、戴景春、刘棻等商议，如果有要紧军情，即行飞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