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急迫的问题，疫情将改变什么？这里有13份非标准答案……(5)

新冠病毒在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暴发，彻底打乱了城市发展的节奏，小区封闭，经济停摆，亿万民众只能居家“抗疫”。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与疫情下的狼狈不堪显得格格不入。面对疫情和灾害，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
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和疫病的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933年，城市规划的经典文献《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开敞空间则是承担游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
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不断复杂，公共开敞空间的定义与其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多样。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城市和封建时代城市之间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现代城市的空间景观也因此区别于封建城市。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云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许多特大、超大城市中心地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绿地。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今天城市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
同时，这个中产社会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因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以及更加稳妥，甚至“乖巧”的行为模式。
很多大城市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关闭公园的措施。实际上，即使在疫情期间，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大城市最优质、最干净的场所。发达国家在疫情中对开敞空间的管理，是禁止聚集而非禁止使用。而近日一些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又现人满为患情景，恰恰说明了供给的严重不足。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