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决心：青年电影人创作报告Vol.1(3)

《旷野歌声》剧照
可能是遭遇了中年危机，上半年我搬去了大理，在大理，剧本写得坎坷，大部分的时候就是躺在院子的瑜伽垫上看天空。
16年我从纽约回深圳，那时候《旷野歌声》已经拍了两年。在深圳基本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当我和摄影师都没有其他能挣钱的工作时，我们就去小水井村拍《旷野歌声》。
我对纪录片的初始认知是在纽大完成的。纪录片专业在新闻学院之下，不像电影学院会划分具体的工种，我们接受的是独立做事的教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团队合作没什么概念。当时我也会选修一些电影学院的课程，电影学院的教授总说，你们新闻系的教授是错的，一个人永远不应该剪自己的片子。
我们专业要求学生拍自己土壤里的故事，比如我会被建议去纽约中国城里拍。当时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你能看到很丰富的视角，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拍本土壤的东西。
纪录片在哪里都很小众，但是在国外，可能它的创作生态会被一些政策保护，继而影响到你的创作。国内的纪录片导演还是比较浪漫化，大家想拍什么拍什么，细分的工种，像专业的记录电影制片人是比较稀缺的。
这不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行业，本身就没有多少从业者，从业者的忠诚度还会被不断敲打。拍纪录片需要一种赌博的心态，和电影不同，你在拍摄时不会知道你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一个为期三年的片子，可能拍到第二年，一切突然就不成立了，拍摄者必须很有安全感，才敢面对未知下赌注。
做这件事，肯定要顽固一点，不认怂，较真。外部的世界变化很快，但是你自己要做的还是那些。我昨天在寇德卡相册里看一句话，“不要担心今天你会在哪里睡觉，到目前为止你每天晚上都睡觉了，所以你今晚也会睡觉。”大概是这样的道理。
今年参加FIRST电影节的《五月的秘密》，拍了凉山的彝族少女，它是我的一个新尝试，我们叫它docufiction，它有大的剧本框架，用纪实的手法拍摄，框架会根据实际拍摄的走向不断调整。接下来我会尝试拍一部剧情片。这几年让我比较困惑的是，观众会认为纪录片一定是道德正确的，以及觉得纪录片导演一定是善良的，可能纪录片因为小众被一部分观众珍爱，这种珍爱又反过来把它推向了一个道德高度。其实我会期待很多有争议性的纪录片出现。
从7月开始我一直在跑，有很多让我兴奋的记忆碎片。在FIRST看了很多纪录片，每一个成熟度都超出我的想象。从西宁出来我自驾去了祁连，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跑，偶尔冒出一个小镇，小店里卖着藏族服饰和祭祀用品，戴着回族头巾的女孩走过，她们画着一种明显正在流行的妆容。我路过一个叫阿柔大寺的寺庙，房子是木质的，屋檐上绑着铃铛，叮叮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