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嫌疑人》：集体走红的阵容，消失的“人”(2)

缺失的动机与情感，拼凑不出的“人”
1995年，“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震惊全国。两分钟、九枪、三条人命、1500万元现金、主犯潜逃21年等要素，都是案件公开的信息，于电影则是事先张扬的真相底牌。尤其当2001年播出的电视剧《惊天大劫案》脱胎自同一桩案件，故布疑阵、拆解真相，并非《第八个嫌疑人》的故事着力点。如导演李子俊所言，“我们更想去探讨他们逃亡的过程、他们的想法”，影片悬念的重心不在案件本身，而是那些困在案件里的人。

可惜，《第八个嫌疑人》剧本从对的起点出发，却因为对人物塑造力有不逮，最终没能抵达一个真正有血有肉有欲望有挣扎的人。
主犯陈信文，他是父亲口中“凭才智可以有所作为”的可塑之才，是堂弟心目中“因自己没什么知识，共享哥哥的才华名利”的仰仗。这样一个聪明人执掌建筑工程公司，什么样的工程困顿令他深陷绝境而难以自拔？又是怎样走投无路、非此不可的选择，触动他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惊天大案？片中匆匆带过的所谓“自尊”命和世间财，缺乏足够充分的说服力。再看堂弟陈欣年，义无反顾跟着陈信文走上亡命路，21年间，他的死心塌地也好，无条件成全也罢，内心深处可曾有过挣扎犹疑，电影里只闪现了他为莫志强之死的一瞬哀嚎。至于其余五个劫匪，他们初始的工作、身份大相径庭，凭什么全都豪赌一生走上以身试法的道路，都没能在创作中展现合理动因，沦为推动情节的全员“纸片人”。

今年初，《狂飙》之所以引发追剧热，因为观众目睹了故事里的高启强从卖鱼郎走向犯罪深渊的步步错；再往前，《扫黑风暴》里贺芸的命运之所以引人唏嘘，因为角色身上人性的本真连通了人之常情。合格的犯罪类型片，往往能让人看清恶之花是怎样一点点在人性的缝隙处滋长、开放；从犯罪心理的探究来讲，只有讲清楚普通人与恶的距离，他们是如何在善恶交界处游离而逐渐误入歧途、直至动弹不得，才能对观者有所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