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顾随讲授诗歌的神髓——从《驼庵诗话》到《传学》(7)

献红是很严谨的，每过一段时间，我们三个人都要聚到一起，献红会把她所做的补正，让我和蓬勃再校订一下。我们两个看过以后，总是因这些新材料而为献红的工作生出成就感，而她自己却总是淡然地，觉得“这回可以安心了”。尤其有趣的是，听课笔记中有些草字经过时间的磨洗，早已漫灭模糊，献红一人辨认不出。2018年春夏，每隔几天，我们三人就会一起来“猜”字。
补正结束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王炜烨先生多次与我们沟通，进行出版运作策划，建议按照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顺序，根据内容调整安排章节，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斟酌，建议书名定为《传学：中国文学讲记》。我们将各专题分列为37个部分，依时代前后将“说诗”“说文”统一排列顺序，如此方成就《传学》一书的稿本。这时，献红将电子版文稿打印成纸质版，提出三个人要分别统看一过，目的是核准其中引文、搜检其中误字漏字、发现其中欠流畅的语句，此一道工序完成之后，由七万字的《驼庵诗话》经“顾随讲坛实录”到88万字的《传学》，才能算大“工”告竣，才能完全放心地交付给出版社。我们依此而行，各自通读文稿、校对文字。这样一项工作，我们做起来既不觉得烦琐又不觉得枯燥，这是在学习和享受一位前辈传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做的精深、智慧、灵动的讲授。
而在我，捧读之下，往往时空穿越，感到似是坐在父亲膝下聆听他的过庭之训，我对父亲的学问、品格、风度以至人生态度都有了更新、更亲切也更生动的感知，因之更加重了我对他的崇敬与思念。
也就是在整理听课笔记的最后阶段，我曾做过一个梦。梦中，我又回到了十几岁，父亲站在我面前，一袭浅色长衫，一副黑框眼镜，就是40年代照片上的样子。我走近他的身边，想把双手搭在他的肩上，让他能抱住我，可是我太低矮了，我的手臂够不着他的双肩，我把头仰起，对父亲说：“爸爸，你可真高呀！”然后，我端来一把小木椅，蹬在上面，双手才能搭上父亲的双肩。我把头偎在父亲的胸前，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父亲的一双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梦醒了，眼泪止不住。即至今我写到这段梦境，依旧忍不住溢出了泪水。
请恕我信笔而书，不觉已是溢出题外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