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我身边的恶魔》警醒人们：有时候，恶魔可能近在咫尺，甚至与你朝夕相处(2)

写一本有关某个不知姓名的凶杀嫌疑人的书是一回事，但写一本关于你认识并关心了十年之久的人的书，就另当别论了。然而，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便是如此： 我签下这本书的合同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泰德·邦迪被指控为十多起凶杀案的主要嫌疑人。因此，我的书不会是关于报纸上某个身份不明的名字，也不是关于生活在西雅图地区100多万人中的某个无名之辈，而是关于我的朋友泰德·邦迪的。
我们本来可能根本不会遇上，因为无论是从逻辑还是统计学，抑或是人口统计学上讲，泰德·邦迪和我相遇并迅速成为朋友的可能性都小得难以想象。我们很多时候都待在同一个州，但我们之间的10岁年龄差距使得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1971年我们遇上时，我快35岁了，身材丰满，是4个孩子的母亲，正准备离婚。而泰德24岁，长得帅气阳光，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每周二在西雅图危机诊所值晚班的机会，让我们成了危机热线上的合作伙伴。默契——几乎是瞬间的默契——使我们成了朋友。
我当时是接电话的志愿者，而泰德是来勤工俭学的学生，每小时挣2美元。他很想上法学院，而我希望刚刚起步的自由撰稿人职业能够发展成可以维持全家生计的全职工作。我在华盛顿大学取得了创意写作学士学位，但直到1968年才成为《真探杂志》及其姊妹刊物（都是专门写基于真人真事的侦探故事的）驻西北地区通讯员之前，我几乎没怎么写过东西。我负责采写的是从俄勒冈州尤金市到加拿大边境地区的重大犯罪事件。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领域。20世纪50年代，我是西雅图的一名女警。如此一来，我对执法的兴趣和我的写作教育背景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此外，我在大学期间还辅修过变态心理学，后来又获得了警察学的副学士学位，所有这些使我能够将一些专业知识用到撰写有关科学角度的刑事调查进展的文章上。到1980年，我已经报道了800多起案件，以凶杀案为主，范围覆盖整个西北海岸，我也因此赢得了数百名凶杀案警探的信任，其中一人对我的表扬甚至让我感到不安，他说：“安，你简直就是干警探这行的。”我相信是出于对法律的共同兴趣将我和泰德吸引到了一块儿，并为我们之间的讨论提供了一些共同话题。但总觉得还有些别的东西，某种转瞬即逝未来得及捕捉到的。泰德本人曾在从监狱牢房（他在很多牢房待过）寄来的信中提到过这一点：
“你称之为因果报应。可能吧。然而，不管是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指引着我们的命运，它确实让我们在有些时候想到了一块儿。我必须相信，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在未来某些不那么危险也更为平和的时刻为我们斟上更多冰凉的沙布利干白。爱你的。泰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