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我们考进南京大学数学系，回忆当年的“神仙打架”(17)

结果是，扬州地区的初考，他数学考了个满分，比同属扬州的我厉害多了。如果按老翟所云“我上的中学是一所非常一般的农村初级中学，两个平行班，六四届一百多人没有一个考上高中”，他就是跳过了高中而直接跳进了大学的。如果不是那场“文革”，大概他也会及时跳进他兄长毕业的那个清华园。翟灿芳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做事细心，可以用来证明英国哲人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其随笔《论读书》中的断言“数学使人周密”，所以他最适合当“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班上享受助学金的所有同学都感谢他，因为他一直是个尽心尽责的生活委员，而且从来没有贪污一分公款。如果当今各条战线的财神爷们都像他那么廉政的话，我们甚至不必理会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诅咒“金钱”这个万恶之源了。
七七级大学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区间的年龄分布。在我们班，这个区间的跨度是十四岁。最年长者出生年份是1947年，至少有两人的生日落在这年。年龄最小者出生于1961年，仅宋方敏同学一人。他籍贯无锡但却是从镇江考来的，曾拿过镇江地区中学数学竞赛的第一名。他的亲叔叔是个老三届，却比他迟了一年考上大学，上的也是南京大学，不过是天文学系，考同一所大学的原因之一大概是叔侄同校，可以互相照应。宋方敏极其聪明，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作为在校生考上了大学。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是班上甚至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没人和我同年。由于“文革”中学制缩短，我总共只读了九年半的书就离开了学校，五年多后才进了大学。如果我没有停学五年，有可能会继续保持全班年龄最小的记录，虽然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在美国曾和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朋友聊到“年龄问题”，他感叹当年读大学时因为年龄太小而失去许多，可见年龄小不一定是好事。
美国神童数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对此深有体会。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日记中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班上一位同学，性格很开朗，年龄比我大了一岁或两岁，一听说我号称是“七二届高中毕业生”，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比我大却比我迟毕业，这不可能。他以为我吹牛，要和我打赌，赌金一百元，当然是开玩笑的，那时一名讲师一个月的工资可能还达不到这个数。我也想耍弄他一下，马上答应开赌，于是喊来了王宏玉和居志建做证人，他们一个是我表兄，一个和我同校高中毕业，都对我何时毕业，多大毕业了如指掌。于是打赌者不得不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