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遥远的救世主》：随缘、惜缘、不攀缘，文化属性，阶层……(5)

肖亚文对于自己一直是有比较清醒认识的：“还在北京漂着呗，咱一没能耐二没本钱，除了打工还能干什么？省吃俭用攒点钱，看将来有没有机会。”
“我的机会就在于败诉的风险，在于应诉之前。我本来就是个打工的，输了接着打工。对我来说，能有个往牌桌上凑的机会就已经很不错了。”
“败诉了，我还去打工，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老的打工都没人要了，我就摆个小摊、开个小店。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情，是我必须得这样。如果我这辈子都没把债务还清，那欧阳也只能认倒霉了。”
攀缘的问题，在丁元英与智玄大师论道的时候就提到，丁元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死结在一个“靠”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
在审讯王阳明的时候，芮小丹就指出，王是一个弱者，一个弱势文化群体的人，在强势文化里面他会觉得自卑，他的逻辑实质是强盗逻辑，追求破格获取的逻辑。另外阶层的上升之路，其实也是一种破格获取之路。
所以在扶贫王庙村的农民这件事儿上面，他一开始就说了，要“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中间的空间就是生存空间。人一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生存问题，一个是生命的价值。
如果非要深究之攀援后又不能承担的缘起，其实本质是一个心里成本的问题。
对于心里成本，丁元英无疑是有过深刻的体验：“股票的暴利并不产生于生产经营，而是产生于股票市场本身的投机性。它的运作动力是：把你口袋里的钱装到我口袋里去。它的规则是：把大多数羊的肉填到极少数狼的嘴里。私募基金是从狼嘴里夹肉，这就要求你得比狼更黑更狠，但是心理成本也更高，而且又多了一重股市之外的风险。所以，得适可而止。”
“这里面既有政治经济学，也有市场经济学，既要为改革开出一条道，又要分解改革的阵痛，这时的股市真真假假、大起大落。在这种背景下，你既得盯住庄家的黑手，也得盯住衙门的快刀，你得在狼嘴里有肉的时候下筷子，还得在衙门拔刀之前抽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