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解体的性质第十八章社会机体的分裂(9)

而且，罗马公职人员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早出现的希腊少数统治者扮演的亲民角色的代表者。在塞维鲁时代，(2)当笃信斯多葛主义的皇帝马可·奥里略的统治成为罗马历史的既成事实时，并且当斯多葛派的法学家正在把斯多葛主义的基本精神转变为罗马法律时，显而易见，把罗马这匹狼(3)变成柏拉图主义的看门狗的奇迹就成为希腊哲学的成就。如果说罗马的这位管理者是希腊少数统治者们具有利他才能的代表的话，那么这位希腊哲学家则是希腊智力的更为高贵的阐释人。(4)具有创造力的希腊哲学家们组成的金链条，结束于普罗提诺（Plotinus，约203—262年）一代，(5)这代人目睹了罗马文官制度的解体；而这根链条的起点是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9—前399年）一代，那代人已在希腊文明衰落时成长了起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行政官员毕生的工作就是挽救或无论如何减轻这种衰落带来的悲惨后果。
与行政官员的努力相比，哲学家的劳动创造出具有更多有价值和更为持久的成果，因为他们较少卷入正在解体的社会生活的物质结构之中。当罗马行政官员建立希腊化的大一统国家时，(6)哲学家却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了这样一些遗产：学园派、逍遥学派（Peripatus）、拱廊、花园、犬儒学派大路和障碍的自由、新柏拉图派哲学家们超凡脱俗的理想世界。
如果把调查延伸到其他解体文明的历史中的话，我们会发现高贵的利他主义现象同样和军人、开发者们残酷污秽的劣迹并行不悖。例如，管理汉代中国统一国家（公元前202—公元221年）的儒家学者们在他们活动的后半期所达到的服务水准和获得的团结精神，与罗马文官处在一个道德水平上，而后者恰好在世界的另一端跟东汉人同时生活着。甚至连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管理俄罗斯东正教统一国家达两个世纪之久的沙俄官僚，虽然因腐败无能而在国内和西方同样沦为笑柄，却也并非全然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常常为完成巨大的双重任务——保持莫斯科帝国的繁荣昌盛；同时把它变成一个符合西方模式的新政权——而付出了艰苦努力。在东正教世界的主体中，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奴役同样因其对非伊斯兰教居民的镇压而臭名昭著，它至少能作为一个制度而被人们怀念，这一制度为这个东正教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即实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它在两个令人厌倦的无政府时期之间给了这个苦难世界一段平静的时光。在远东社会的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后的四个多世纪里，封建大名和他们忠实的追随者武士阶层掠夺社会、互相残杀，之后他们便通过建设性的工作来弥补自己的过去：协助德川家康（ieyasu）把封建的无政府状态转变为有秩序的封建社会；在日本历史下一发展阶段的开始，他们达到了自我牺牲的顶点，这几乎是令人崇敬的，他们自愿废除自己的特权，因为他们深信，这样的牺牲是为了使日本在不复孤立的西化环境中得以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