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展现一个世纪的家国史(2)

本书为《杨苡口述自传》上部，从清末杨家发迹写起，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杨苡从重庆随中央大学北返南京告一段落。以1946年分界的“上学记”与“上班记”是杨苡人生的双重变奏。据悉，下部文稿已基本整理完成，将于近年出版。

>>内文选读：
写在后面：成书散记
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有必要交待一下。
缘起当然是认识杨苡先生。
一
杨先生和赵瑞蕻先生是一家子，赵先生是南大中文系的教授，读本科时我修过他的选修课“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还是那门课的课代表。但赵先生的课，我大都逃了，以至毕业留校分在外国文学教研室，我都不好意思登门拜访本专业的这位退休的前辈。
忽一日，赵先生的弟子、我的同事唐建清告我，杨苡先生知道我写了本《张爱玲传》，想借一本看看。这让人大起惶恐，连忙登门去送书。
说起来我知道杨先生其人，还在赵先生之前，因刚上大学不久就买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一气读完。又翻过三联出的一个小册子，叫《雪泥集》，收入的是巴金与她通信的遗存。杨先生对巴金崇仰之情，是人所共知的，张爱玲的路数、风格，与巴金完全两样，杨先生怎么会对她感兴趣呢？这是我很好奇的。
后来我忖度，多半还是因为我硕士阶段的导师邹恬先生的缘故。杨先生虽在南师（后来的南师大）外文系任教，因在中央大学借读过两年，又长期是南大的“家属”，一直住在南大宿舍，和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熟，颇有一些，熟悉的程度甚至超过赵先生。邹老师似乎是晚一辈的人中她最欣赏的一位，用她的话说，“很谈得来”。邹老师对她说起过几个学生论文的选题，所以她老早就知道，邹恬有个学生，在研究张爱玲。我怀疑爱屋及乌，杨先生对邹老师的学生，多少也会另眼相看，至于我的选题，杨先生大概觉得有新鲜感，发表过“感想”的，说，这个好。
第一次登门，就在杨先生的小客厅里坐了怕有两个钟头。他们家只有这一处待客的地方，我归在杨先生名下，实因即使赵先生在场，与来客的谈话往往也在不觉中就被杨先生“接管”，赵先生的“存在感”则大大地淡化。我虽是因送书而去，看望赵先生却是题中应有，而且是教过我的，开始也确实多与赵先生对话，但不知不觉就变成主要与杨先生接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