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我要找到你(2)

这张照片被郭刚堂放大，印在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白油布上，制成一面旗子。这面插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寻子旗”，陪伴郭刚堂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曾遇上劫道的匪徒。这伙穿着短褂子、挂着腰刀的匪徒一看到寻子旗，就默默地绕开，走了。还有一个小偷，把偷的东西悄悄塞还给他，还添了100块钱。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河北邯郸的老太太。这个在汽车站卖报纸的老太太一看到寻子旗上的孩子照片，就止不住哭起来。她动情地对郭刚堂说:“孩子，以后你路过邯郸，就来找我，我请你吃饭。”这些经历，都记上了一本十六开的日记。
这面寻子旗子上，大大的楷体字非常显眼:“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 对他来说，第二天总是一个新希望的开始。每天早上，他都会把寻子旗擦得干干净净。踩下油门的那一刻，他会在心里呐喊:“儿子，爸又要出发了!”
拐卖儿童现象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作为一种被动的人口流动现象，其发展变化必然受到我国人口政策演变的影响。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始自1970年代，拐卖犯罪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死灰复燃，伴随着不同阶段政策的实施力度，拐卖儿童犯罪表现出相应的特征。具体来说，1970—1980年，推行限制生育政策，最多生育两个子女，该阶段拐卖犯罪量较前期略有起势。1980—1984年，政策调整为只准生育一胎，这是计划生育中期阶段，还未形成全国范围的紧张形势，该阶段拐卖犯罪量较前期又有增长。

拐卖儿童犯罪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对应出现了最早涉及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规定——1979年的刑法，以简单罪状的形式规定了拐卖人口罪。后来，针对拐卖人口犯罪日益严重以及犯罪集团化现象，1983年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拐卖人口罪的最高法定刑提高到死刑，加重了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前期的法律规定由于犯罪性质界定不清、刑罚不明等原因阻碍了司法实践，以至于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成效不大。
直到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出台，单独设立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确定了只要实施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即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为司法实践带来了明确依据，所以1993年起，拐卖儿童数量持续下降。1997年《刑法》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取消了拐卖人口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