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相杀：犹太人与俄罗斯人之间长达千年的情仇史(17)

但关于戈尔巴乔夫共济会成员身份最有分量的证明，是关于他与世界共济会高层代表的密切接触，和1992年所披露的戈尔巴乔夫是共济会最高国际机构“彼得伯格俱乐部（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据西方透露，戈尔巴乔夫和三边委员会联系的中间人是著名的犹太金融家、共济会高级会员、以色列特工机构“摩萨德”的著名间谍索罗斯。由于与“摩萨德”的关系，上世纪70至80年代索罗斯曾被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出境。
共济会资金供养的美国情报机构，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招募了一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苏联实习生，其中包括未来的“改革”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上世纪70年代初，雅科夫列夫被苏联外交部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在那里，他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成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正是在那一时期，他加入了与世界共济会秘密组织成为“兄弟会”的一员。早在上世纪80年代，雅科夫列夫就在《文学报》发表文章，抨击俄罗斯民族复兴活动，号召对俄罗斯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行政镇压。雅科夫列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运动的核心思想人物，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这一镇压被付诸行动。
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在克格勃档案中至今保留着50年代雅科夫列夫留学时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基干人员的合影（《青年近卫军》，1992年10月）。克留奇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悲哀地指出：“199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情报和反间谍机构，从几个不同的可靠渠道，得到了关于雅科夫列夫的令人极为担忧的情报。根据西方特工部门的评价，雅科夫列夫持有利于西方的立场，可靠地抵御着苏联的‘保守’势力，在任何形势下都可以坚定地寄希望于他。

但看来西方认为，雅科夫列夫应有更加坚决和积极的表现。一个美国代表受委托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相关的谈话，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是在得到这一情报后，戈尔巴乔夫拒绝采取任何措施。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叛变者的活动，还千方百计为俄罗斯共济会“教父”雅科夫列夫打掩护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