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魔幻洗脑：最后上头的只有我自己(19)

当代人试图用今天的视角，去理解“洗脑”的迷人与荒诞。
然而我们也不该忘记，那些在20年“洗脑”实验中被反复摧残的生命。
当杰妮摆脱了卡梅隆的魔爪，终于回到家的时候，她已经彻底变了一个人。
她害怕自己的亲生孩子，她不懂得该怎么抱抱他们，该怎么跟孩子说话。
一场所谓的“治疗”，把她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
“我十分恍惚。我开始害怕很多事，怕过街、怕母亲不在身边，我也不再做饭。”
“我得和母亲一起睡，让丈夫睡另一张床。母亲不在，我就会惊慌失措。”
她回家后变成了一个废人，既不能做饭、打扫，也不能送孩子上学，她能做的仅仅是呆坐终日，虚度光阴。
一天她带伞出门，有人说：没下雨打什么伞呢？她陡然惊醒，不知身在何处。
“我还记得女儿问我：妈咪，你为什么不笑呢？”
多年以后，大女儿米歇尔告诉她：“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们。”
丈夫鲍勃不能忍受这样的妻子，常常外出喝酒直到深夜。
高昂的治疗费用几乎让他倾家荡产，工厂也惨淡关门。
“我能理解。我丈夫太可怜了！”
而杰妮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卡梅隆的“洗脑”电击中彻底丧失了记忆。
而她最起码还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还能认得自己的亲人。
就在她接受治疗的几年前，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在演讲中高谈阔论：
“我们西方国家在大脑战方面太落后了，我们急需人类‘小白鼠’（human guinea pigs）来为我们尝试这些非凡的新技术。”

杜勒斯信誓旦旦地说，决不会在不情不愿的人身上实施残酷的实验。
然而从早期的“蓝鸟计划”开始，他已经这样秘密做了2年。
中情局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当二十年挥霍而去，留下满目疮痍，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