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216期：中国为何能成为和平的中流砥柱？(3)

其实中国人这种宗教宽容，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个普遍性的未来。只要国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会面临这种宗教宽容的需求。因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个群体都不可能永久地、长期地忍受被歧视、被压迫、被贬低的命运，所以他们是一定要反抗的。
所以但凡统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国，但凡有一点政治头脑的统治者，都会以某种方式来推行宗教宽容。比如东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现在的美国，都曾经推行过某种宗教宽容或者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这些国家做得不彻底，它们在上升期所产生的宗教宽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强化宗教来维持统治，维持秩序。
第四点，我们中国有一个重要的传统，叫“文治”——自古崇尚国家控制军队，避免军人干政，或者军队用战争来绑架国家。
这一点，世界历史上多数国家也都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即使到现代世界，德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曾经被军人集团带入战争；美国的军队和军工集团今天仍然在绑架国家机器，一步步把国家给拖进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亚非拉国家中，我们看到军队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这方面，我们中国历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党指挥枪”的原则，我认为是人类政军关系的最高水平，它使军队忠于人民，让军队不可能成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来绑架人民和国家的命运。
第五点，从资本的角度来讲，中国这个文明有个特点，自古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好处是在我们的历史上，商人和财富很少能够支配政治、操纵战争。
现代资本主义释放出了市场和资本的力量，但是一方面它带来了物质生产的极大扩张，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的泛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重视利用资本，同时又强调对资本的节制，是不允许资本来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更不允许为了资本的利益而进行对外的侵略剥削和帝国主义争霸的战争。
第六点，古代中国建立了人类最早最发达的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怎么样比，它都是一套更加理性化、科学化的制度，它不容易受某种狂热的或者非理性情绪的主导，它对待战争非常地谨慎。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新中国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它更是具有一种长期性的整体思维，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和理性精神，既对中国人民负责，也以理性负责的态度面对世界。
通过上面讲的这几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比较好地克服了人类历史上战争的几大原因，所以我们相应地就成为历史上最勇敢但是又最温良、既尚武但是又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毛泽东主席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中这么说：“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我们的目标“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