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柳巷的晋江会馆，林海音的“两地书”|史宁

枝巢老人的《旧京琐记》一直是我喜欢的读物，还有《旧京秋词》一部都是记叙故都民俗风物的佳作，读之颇令人心驰神往。老人原为江宁人氏，光绪廿四年入京为官，遂长居京华。他善诗能文，著述颇丰，《旧京琐记》之外更有《枝巢四述》这种专门性的国学讲义，是一位典型饱读诗书的老派知识分子，一肚子尽是旧学根柢和市井回忆。老人育有八子，六子承楹，1939年与林焕文之女林海音喜结连理。这位儿媳同样因文才名于当世，最出名的自然是那本《城南旧事》。但林海音是新式人物，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细腻，展现了一幅不同韵致的旧京风情，名气也比公公大了许多倍。林海音是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大阪，五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在京城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她笔下的故都追忆均为1948年回到台湾后所写。所谓距离产生美，许多时候这种美的前提是思念。有人说思念是一首诗，但有时，思念更像一把刀。
文学史上数不清的名作多是因思乡而起。
《城南旧事》现已列入青少年必读的文学书目，但我始终觉得《城南旧事》并不适合儿童阅读，其文字背后所倾泻而出那淡淡的忧伤是不谙世事的学童所难能理解和感同身受的。书中不止一次出现作者对故乡的描述——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城南旧事》的故事里，总有个遥远莫及的台湾，而作者回到台湾后，又催生出昔日北京城南生活旧事的如丝回忆，北京与台湾就成了林海音生命中最为紧要且难以磨灭的两个故乡和两个书写对象。既对立又相融，既相异又近似，两地的人与事和林海音本人奇妙地紧紧联结在一起。书中的五个故事既独立又彼此相连，细品其实都是在书写别离，全书很像是一曲童年的“离骚”。更为巧妙的是，五篇故事的篇幅排列恰好是由多及少，而情感的抒发则由淡渐浓。头一篇《惠安馆》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越往后篇幅越短，到了最后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仅有七页，但心怀间的愁绪经层层铺垫已臻满溢，故事戛然而止后仍余韵绕梁，久久难平。
少年不知愁滋味，这种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岂是年纪轻轻的幼学者所能参透？

在小说问世二十多年后，吴贻弓先生根据小说拍摄的同名电影风靡一时，让许多人认识了林海音和这本薄薄的名著。电影的选角掌镜都好，特别是对旧京市井风情的氛围营造很传神。骆驼队、井窝子、胡同里的毛驴、洋车和四合院都是那么亲切而有味道。上影厂为了拍摄此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特地重新搭建了一个老北京胡同的景。由于篇幅限制，电影保留了《惠安馆》和《我们看海去》的主体内容，对《驴打滚儿》及《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做了合并压缩，但将书中第三个故事《兰姨娘》做了整体的删减。改编后的电影相对小说主题更加凝练，不到九十分钟的影片既舒缓又紧凑，既明媚又感伤。不过我以为《兰姨娘》在书中依然是个很有韵味的故事，好似前后四个故事的一段间奏，讲述的自然也是颇具离愁的一段回忆。电影一大亮点是用李叔同的《送别》贯穿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