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阳这片田地里有一座石碑，竟然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王朝！(4)

据《唐兀公碑》《述善集》所载，闾马“多获功赏，然性恬退，不求进用，大事既定，遂来开州濮阳东，拔付草地，于民相参住坐……”所谓“大事既定”，应是蒙古灭掉南宋，一统天下。“拔付草地”是指由政府划给土地做牧场。“于民相参”，则是说明唐兀闾马不是普通居民，而是“官户”。由此看来，闾马来濮阳并不是个人行为，元统一天下后“百万大裁军”，唐兀闾马应是从野战部队“转业”到地方的。
元初，由于连年战乱，中原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檄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屯之”。濮阳地处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忽必烈安排了大批屯田部队。他们“上马则备战，下马则屯聚牧养”。唐兀闾马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转业”到濮阳的。他的后代也一直没有脱离军籍。到四世唐兀崇喜（杨崇喜）仍任“军民万户府”的“百夫长”。
部队转业屯田，有点类似于现在我国内蒙、新疆等地的“建设兵团”。唐兀家族虽说仍是军户，但在结束了数十年的动荡岁月之后，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新环境里，唐兀氏家族修建房屋、添置家产，终于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在杨什八郎村，杨姓族人向来以通情达理、团结和睦而闻名乡里，堪称濮阳地区尊守传统道德观范的典范，颇有点“克已复礼”的意思。据杨成贵老人讲：杨姓族内从来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骂大街现象。农村常见的赌博陋习在杨什八郎村更是看不到。一家有事，众人帮忙。在柳屯一带，杨家虽说“人多势众”，但与周边的村庄从来都是和平共处。据了解，杨什八郎村的这些特点是来自于本族的乡规民约一一《龙祠乡社义约》的影响。
斑驳陆离的唐兀公碑，在渡过人世浩劫之后，虽然是伤痕累累，但在它身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厚重，读出了文化的沧桑。唐兀公碑矗立于深秋的旷野中，默默地穿越时空，坚定地伫立在岁月的高深之处，只有秋雨寒风相伴，孤独寂寞凄凉。
轻轻抚摸《唐兀公碑》，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一个穴位。从那冰凉的石碑中，我读到了一个王朝奔腾的血脉、风操凛凛的气节。这石碑仍然有一种宁静的力度、沉默的力量，虽然伤痕累累，仍不减傲视风云的雄气、霸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