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以无私无畏和赤热坦诚赢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广泛的尊重

1925年，我在家乡参加革命活动时，就知道周恩来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他又是我们党中央的领导人。 1930年，我在红十四军，在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把我送到上海治伤。伤愈后，我请求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省委把我的关系转到中央军委。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带走了我的请求，几天后他来对我说：“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斗争为好。”我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伸出手给他看：“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不妨碍打枪作战。”然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意见怎么能随意改变呢!我不得不准备留在上海。 不料，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又来对我说：“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 我被深深感动了，恩来同志竟然能理解一个青年人要求到苏区红军去的迫切心情，并帮助这个与他意见相悖的青年实现意愿。
这成为我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能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 后来，在江西瑞金我又见到了那位军委的联络员--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欧阳钦同志。我向他打听恩来同志，希望能早日见到他。 1932年，听说恩来同志到了瑞金，我便跑去看他。映人眼帘的首先是一把大胡子。这是一张十分年轻英俊的面容。 “你就是……？” “我是周恩来。”他握着我的手说：“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是在上海请求你批准我到江西来的左手受伤的张爱萍。” “噢!原来是你。”他拉起我的左手，抚摸着，打量着：“完全好了吗？” “全好了，可以打篮球、攀单杠。” “呢？好!”他捋着长髯，朗朗地笑了。 后来得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认识他的人很多，为了便于隐蔽留了大胡子，人称美髯公。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我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任总队长。少先队的总党代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兼任。
从此，我和他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他的教益。当时，形势紧张，恩来同志十分繁忙。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都决心多做工作，尽可能不加重他的负担。可第一天的深夜，他就打来电话找我过去。当我来到他那座落在竹丛树林间的小屋时，他刚刚处理完军委的工作，脸上满是倦容，我想简明扼要地汇报完工作好让他早点休息，可他却一点一点问得很细，还很认真地谈他的意见。在我们结束谈话时，窗棂上已经映照了曙光。此后，我便常常在夜里他来电话后，从小山坡向他那间闪耀着熠熠灯光的小屋走去，常常在摇曳的竹影里和他一起迎来黎明。 我把恩来同志不顾疲劳，彻夜工作的情景讲给少先队的同志们听，全队同志都深深感到总党代表的关怀，并从他的工作精神中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按照恩来同志的意见，我们开展了“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是每一个苏区公民的神圣职责”的思想教育，使少先队员们更加自觉地担负起全苏区的警戒和战争勤务工作，并动员队员参加红军，成为红军的后备军，积极配合红军和当地游击队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