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桑·玛姆杜赫：以色列在加沙的设想需要埃及让步，埃以关系会生变吗？(5)

2004年，埃、以、美三国签署合格工业区协议，是埃以和平协议签署以来的一大突破。但即便如此，埃及国内仍不断批评穆巴拉克的对以政策，他们并不认可这种突破与转变。【20】埃及《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经济专家Ahmed Al-Sayed Al-Naggar认为：“自《戴维营协议》以来，合格工业区协议是埃及历史上最有害的协议。”【21】
2005年，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天然气出口协议，再次引发埃及反对派的施压，因为埃及向以色列出口低价天然气，而以色利再以更高的价格出口天然气，这被视为破坏埃及利益。去年，两国间的贸易额达2.7亿美元，其中以色列向埃及出口量为1.15亿美元。【22】尽管双边保持经贸往来，但合作仍受很多限制，主要原因是埃以民间关系无法正常化。
为了应对埃及社会的反以情绪，穆巴拉克时期曾一方面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关系，另一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以此减少来自国内反对派的压力。
“阿拉伯之春”期间，埃以关系的挑战更复杂，如伊斯兰政治力量崛起、西奈半岛极端主义威胁、社会变革等。尤其是2011年穆兄会在埃及上台，是美国与以色列对和平条约能否维持的最大担忧。在外交上，虽然穆兄会继续维持与以色列的和平关系, 但它一直被以色列视为一大威胁；特别是穆兄会与哈马斯关系密切，以色列担忧穆兄会利用政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共同意识形态，威胁以色列的存在。2013年，埃及穆兄会遭军队政变下台。随之而来的是西奈半岛的恐怖活动增加，成为埃及与以色列的安全威胁。塞西上台执政后，埃以加强安全合作，在以色列的许可下，埃及海军和空军进入西奈，清洗当地的恐怖活动与组织。
总之，萨达特时代开启了埃及与以色列走向和平的序章，穆巴拉克时代则是巩固双边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到了塞西执政，埃以双边合作迈向更高层次，以安全和情报合作为主。自1979年至今，两国在安全和外交关系上实现的和解，表明双边领导层对推动和平关系取得了共识，但双方的民间关系仍是一大障碍。
到了本轮巴以战争，这一现象变得更为突出，埃及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增添了可能爆发直接冲突的危险因素。
第一，边界安全与过境点管控的困境。埃及虽然一直避免卷入这次冲突，但拉法口岸作为加沙唯一的生命线，其开闭是埃及边境最大的安全隐患，也一直是埃以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战争中，拉法口岸加沙一侧遭到以军数次轰炸，严重影响物资运输。去年10月，埃及外交部长就表示，“虽然开罗保持过境点的运转，但它一直在等以色列的绿灯，而以色列并不‘合作’。”【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