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记录侵华日军口述史(3)

久保寺（左）接受李素桢（右）采访当伊藤向他介绍我访问的来意时，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是中国人啊，对不起，当年我杀害了两个中国少年。大约12－13岁吧。”我问：“为什么杀他们？”他不假思索立刻就回答说：“上司命令的，训练我们新兵杀人练胆，少年的父母该多么痛苦悲伤啊！”我问：“可以写一下这件事吗？”“可以可以。”他毫不犹豫地写下：“在中国山东，我亲手刺杀了两名中国少年。”从他的举止言谈来看，对70年前侵华战场上他经历的事大多已记忆模糊，可他亲手杀害中国两个少年的事，却牢牢地刻在他的脑中。我感觉到他见到我，好像见到少年的父母，憋在心里几十年的罪恶感立刻释放了出来。
谁都不愿意主动说出自己的丑事和罪过，尤其是已经过去70多年了。但在我访谈的侵华老兵中，有不少人说自己杀人、放火、强奸；没有上过战场的少年义勇军松本元吉说：“我们十四五岁被当时的国策骗去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满洲，我们偷、抢中国农民的东西，干了很多坏事。”
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我们不是卖国贼！”97岁的前田光繁对着我的录像机，几乎是喊出了以上5个字。是啊，70年过去了，他们那批反战同盟的日本籍八路军、解放军，在日本国内曾被监视，找不到工作。至今也没有被正确评价，被视为异类，被轻视，甚至遭右翼打击，有人谩骂“老不死的，滚出日本！”“不配做日本人，卖国贼”“再到处乱讲，小心脑袋”等等。1953年或1958年刚回国时，他们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密跟踪、监视盘查。

前田光繁老人（左二）新中国空军摇篮、东北老航校教官筒井重雄1958年回国后，警察不仅多次到他家查问，还在他家正对面卖面包的楼上租了一个房间，24小时监视他。
我问前田：“回日本后警察一直都监视你吗？”“开始时，警察每个月定例来我家一次，直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才渐渐地宽松了。”“你有压力吧？有没有恐惧感？”“压力当然有。主要是被视为‘赤化＇，不仅自己找不到工作，就连在中国出生的女儿，上学时也曾受到欺负，就职活动时也受到影响。我有经济压力，但是没有恐惧感。警察来盘问，最近干什么了？为什么反战等。我向他们讲道理，说明战争的罪恶，自己亲眼看到‘三光作战’，对中国百姓烧杀的场景。我反对侵略战争，没有错。当年，我反战是为了被俘虏的日本士兵不自杀，是为了让自己的兄弟们知道‘这不是圣战，而是侵略’，不再做侵略战争的牺牲品。现在是为了日本青年不再被赶上战场，他国的百姓不再遭受战争的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