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中国｜有花在洲(2)

花洲书院里，自然少不了关于范仲淹生平的介绍。哪怕对范仲淹的平生作为早就不陌生，但在这里随着导游的讲解再一一回顾，他的功业在文物史料的佐证下，感觉不再是史书里的条缕杂陈，骤然多了许多画面感。范仲淹去世后，谥号为“文正”，这是自宋以来，古代帝王对亡故臣子的最高褒奖。对此，南宋学者费衮的笔记《梁溪漫志》里，有一则《文正谥》曾专门提及：“谥之美者，极于文正，司马温公（即司马光）尝言之而身得之。国朝以来，得此谥者惟公与王沂公（即任过宰相的王曾）、范希文（即范仲淹）而已。”
由此可见，范仲淹去世后可谓备极哀荣，但实际上，范仲淹在生前曾经多次遭到贬谪。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屡遭贬斥为何还会有这样至高的谥号？
其实，秘密就在《岳阳楼记》中流传最广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这句话，算得上中国古代臣僚“人臣”观最生动最传神的文学化表述。儒家观念里的天下，多指世间的黎民苍生，正如《礼记》所记载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说的是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为政者的作用在于选用品德上佳、能力不凡的人，使得人们遵约守信，社会和睦。而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中，朝廷希望臣子能忧心国事，百姓希望为官者能勤政爱民，二者的含义因为文学语言的“朦胧”性，得到了高度的统一，都在这句话体现了出来。
《岳阳楼记》中有一句“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忽然之间提到朝廷，看起来似乎有些突兀。实际上，这句话是嵌在文章最深处的脉络之中的，和前面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有着深刻的呼应。这位范仲淹的同榜好友，不正是在贬谪期间还取得了不俗政绩吗？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书信，很快就写出了《岳阳楼记》，固然是出于朋友情分，但是，滕子京在遭到贬谪后仍然有所作为，这恰好契合了范仲淹本人的观念，这是让范仲淹欣然命笔的重要原因。
范仲淹一生，屡遭贬斥，但都距离京都汴梁不远，始终没到过真正的莽荒僻远之地。两宋时期，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度阐释的学说交相迸发，名臣大儒层出不穷，范仲淹就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他的一言一行，他所有的施政作为，他的诗文，都是这种思考的结晶。《岳阳楼记》也好，因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而流传千古的《灵乌赋》也好，都是如此。尽管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都会把范仲淹视为文学家，但实际上，他留下来的文章并不多，不过是十多篇，其中还以奏折公文为主，他最有名的这两篇文章，都是被动而为。《岳阳楼记》是应滕子京之约，写作《灵乌赋》，则是为了应和梅尧臣的同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