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人物｜袁武：没有刻画人物个性的能力，是人物画家致命的弱点(2)

元明清三代，水墨写意及相应的笔墨语言在山水花鸟中得到发展，人物画却随着对简逸风格的追求，语言和表现力愈加贫弱。晚清的任伯年是个例外，他有超出一般的人物造型能力，但这能力的获得，与他学过铅笔素描并坚持画写生有很大关系。20世纪山水花鸟画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于非闇、陈之佛、张大千、傅抱石、陈少梅、陆俨少等传统型画家，李可染虽借鉴了西画对景写生方式，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传统路线。人物画就不同了，徐悲鸿、蒋兆和、李斛、黄冑、方增先、杨之光，以及卢沉、周思聪、刘文西、姚有多、刘国辉、吴山明、郭全忠和他们的学生辈几代人物画家，无不受益于素描速写即西画造型能力的训练。当然，他们也学习继承传统人物画的笔墨语言与色彩方法，但从风格演变史的视角看，他们不属于传统人物画而属于20世纪新人物画，是无疑的。

“五四”前后的思想家，包括蔡元培、陈独秀、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谈及美术时，无不提倡引入科学精神，参照西方写实艺术以“改良中国画”。坚定实行这一主张并获得广泛影响的，莫过于“徐悲鸿学派”。它改变了以临摹为基础的学画传统，把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它把培养写实造型能力视为中国画教育的首要目标，大大降低了通过临摹求得文脉传承和笔墨传承的重要性。进入新中国时期，延安革命美术体制、苏联美术教育经验与徐悲鸿学派融会为一，重视造型能力培养的传统得以光大发扬，但更加忽视文脉传承与笔墨传承，写实主义精神——揭示社会矛盾、直面血肉人生、突出画家个性等等，被大家淡化甚至抛弃。人物画既得其益，亦受其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