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人物｜袁武：没有刻画人物个性的能力，是人物画家致命的弱点(6)

半个多世纪的新人物画探索表明，强调形象的深入刻画难以照顾到笔墨表现，如徐、蒋系画家；强调笔墨表现又难以顾及形象的深入刻画，如新浙派画家。新时期以来，一些画家力图兼顾两者，但这种热情很快就被迎合市场、制造风格、追逐效益的更大热情消解了。袁武是少数坚持这种探索的画家之一。他的这种“坚持”是有倾向性的——以形象为第一性，即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度描绘及相应的思想表现第一，笔墨是必要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理解和支持这一态度。写意山水花鸟画可以颠倒形象与笔墨的关系，人物画不能。

《蒋介石》369.5x145cmx2 2017
吴昌硕的花卉、黄宾虹的山水，都以笔墨个性和笔墨精神内涵为最高价值，山水或花卉形象反而是笔墨表现的“载体”；所以能够如此，是山水花卉的笔墨个性与笔墨精神归根到底都是对“人”一种表现。人的形象固然也可以像山水花卉一样成为笔墨个性与笔墨精神的载体，但对于写实人物画来说，塑造形象的性格，表现他的身份、行为、思想感情，比山水花卉题材更直接、更有力，能够“直面血肉人生”是人物画最大的优势与特点，颠倒了形象与手段的主从关系，写实人物画就失去了优势与存在意义。

《大江东去 —— 黄兴》纸本水墨370cm × 215.8
实践直面人生，坚持“以形象为第一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画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艺术，程式化的形式语言（主要是笔墨语言）本身可以传递作者的“人格”信息，因而具有独立的意趣。掌握了熟练程式的画家极易由“形象第一性”转化到“形式语言第一性”，用固定的程式去套不同的对象——在艺术作品高度商业化的当今，这种现象已经普遍发生。袁武的作品，最能体现“形象第一性”的是他的写生人物和有写生依据的主题创作，没有写生依据的作品相对次之；古代题材的人物形象大抵风格化，已经走出“以形象为第一性”的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