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面欧洲杯：“场外暴力”中的性别霸凌与国族仇恨(2)

决赛当日，伦敦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发起自救暴力：足球激情的副作用？足球赛事现场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集体的兴奋体验。它的感性因素具有抒情而嗜血的两面，构成了暴力的上层结构。任何一个体验过球赛现场的人，都可以理解在紧张刺激的运动节奏中，共同欢呼、上下团结的激情滂湃。这是一种高于日常、大于个人的宗教般的血脉偾张的感召。去现场体验这种氛围往往比观看比赛本身还重要。这种集体的迷醉状态中，叫喊泛滥成肢体冲突，口号变成野蛮行为，理性克制不断退化，行动不断升级。这种暴力首先是情景的和集体的暴力，其次是一种行为表演与抒情演绎。

1985年5月29日，比利时布鲁塞尔，在欧冠尤文图斯队和利物浦队的决赛期间，球迷试图冲向赛场，防暴警察束手无策，最终导致围栏崩塌。当日，悲剧降临海瑟尔体育场，41人死于赛前发生的骚乱中。正是以上心理基础，让足球非兵刃却常见血——足球与暴力相伴。场内场外，流血事件已经是见惯不怪的社会现象。无需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或者荣格的心理原型的理论，足球告诉我们，暴力或“展示施展暴力的能力”确实是人性中的某种本能。从斗兽场到绿草坪，激烈竞技有增无减的魅力足以说明它自身具有穿越历史的生命力，是文明自身的欲望，更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人类生活。在这一点上，现代如痴如狂的球迷粉丝与古罗马时期斗兽场上茶饭不思的观众是心意相通的。但足球的暴力主角从来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球员。球员负责竞争，营造冲突，但球迷才是暴力行动的主体。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曾在微观社会学的分析中这样评价：“球迷都是寻梦者。他们憧憬着将要到来的比赛，把一些球队间的历史恩怨当做比赛看点。”在这一个大型的竞技演绎的仪式中，球员是运动的中心，但观众才是暴力的中心——观众想要进入运动中心的愿望催生了暴力。比赛中丢球、失误，以及那些意料之外难以预测的情结的起承转合，也正符合运动戏剧的基本结构：“运动戏剧是为了观众的需要而上演的，观众都希望在受保护的情况下积极介入这一场幻想的冲突。”没有对冲突的渴望，就不会有球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