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严端逝世，支持“无罪推定”40年(2)

“时代决定了我只是学生的铺路石”
1978年底重回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后，严端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主任，科研处处长，教务长等职，自1983年起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熊秋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玫教授岳礼玲等，都是她的学生。
张建伟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表示，24日听到老师严端离世的消息，很震惊、难过。因为此前严端只是有些耳背，气色一直很好，身体看起来不错，“严老师是突然去世，回头想一想，不必缠绵于病榻受病痛的折磨，也许这种离开世界的方式，更符合她的愿望。严老师和她的爱人徐杰老师有着一贯的人生态度，她留有遗言，不愿意给学生、同事、单位添麻烦，所以不打算搞遗体告别、追悼会等一些仪式性的活动。有人也许会以为这跟疫情有关系，就我对严老师和徐老师他们的个性的了解，即使没有疫情，他们也不会搞这些仪式”。
张建伟回忆，严端是一个气质非常优雅的教授，无论看世事，还是看学术，通透豁达。1978年重回讲台后，严端有时会偶然谈起过去的波折和磨难，“她的态度很平静，对于当时的一些人和事都讲得比较含蓄，没有一丝埋怨的情绪，更没有那种苦大仇深似的感觉。对于过去经历过的一些磨难，她抱有一种豁达随和的心态”。
张建伟说，严端还曾经笑谈自己的名字和个头儿。由于名字比较像男性用名，所以去外地开会的时候，会议主办方经常以为来了位男教授；由于个头儿比较高，所以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人称她“小严”，年轻的时候叫她“大严”，年纪渐长之后就被称为“老严”。
不过，通透豁达的严端，在治学方面出了名的严格，甚至有时候不乏犀利。张建伟回忆，1979年的刑诉法与现行刑诉法相比，一些规定比较简单，缺乏细节。例如何为“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是什么？当时的司法实践部门的人员觉得法律规定得太概括太抽象。为此，严端到司法实务部门去调研，阅读了几十本案卷，总结出四项标准：每一个证据都查证属实；每个认定的事实都有证据加以证明；证据与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得到合理的排除；由证据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不具有其他可能性。“这四项标准至今仍是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通说，为众多学者论著所接受。”
“严老师的文风非常简朴，不是那种奢华的文风”，张建伟说，严端很注重理论跟实际的紧密结合，不喜欢空谈。他至今记得严端讲课时的一些细节，“她授课没有满嘴的学术术语，都是信手拈来的形象化的说明，非常通俗易懂。这对我有很大影响。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不是很难的事；难的事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深入浅出的讲给学生，让学生很快抓到问题的要点。严老师的声音有一种磁性，那种磁性的声音回荡在教室里，到现在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