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笔下的《蛙》：“超我”与“本我”的博弈和救赎(5)

中国当时的民众受多子多福的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她的这种行为是不能被民众理解和支持的。虽然姑姑也曾经觉得她的做法“没道理”，但她依然认为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她甚至说：“我不怕做恶人，总要有人做恶人。即便是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姑姑的“超我”再次战胜了“本我”，她对于生命的热爱已经完全被对国家的忠诚所颠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有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自然不会感到内疚或者良心上的不安。反过来，国家使命这一最高道德标准，也给了姑姑足够的荣誉感和价值体现，从而“本我”中的良善和对人性的关怀就被彻底淹没了。

三国演义里有一句话，“自古忠义难两全，两者相权取其轻。”乍听起来，姑姑的做法似乎正是两者相权取其轻的选择。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器去控制人口，其目的是把人类作为一个生命整体，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去伤害或者惩罚生命。
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过一种“生命政治”理论，其核心就是现在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器，不再像在封建君主制下，运用权力去杀生，而是通过关注民生，比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健康等指标来调配资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让人口更好地繁衍下去。
所以说，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投资生命，让人们过得幸福，而不是要流血牺牲。姑姑在不惜牺牲那些孕妇的生命，来维护“连续三年没有一例超计划生育”这一荣誉时，已经背离这项政策的初衷。姑姑以这种道德化的“自我”即“超我”，作为自己的唯一行为指南，完全忽视了“本我”对生命的诉求，这也是小说中姑姑典型的人格结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