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琴计划：美国最后的阴谋(8)

神经控制试验
虽然在中情局试验的致幻剂和其它五六十年代的药物与当今的HAARP之间没有可辨别的直接联系，但中情局在国内对不知情对象使用一项新技术（致幻剂）的时候，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教训可以吸取。类似的技术（HAARP)误用的可能性在今天当然也存在。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两个计划间的对比。在我叙述一些关于神经控制试验的事实时，请思考下：如果我们政府当时能那样做，那它现在可以用HAARP来做什么呢？
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个词泄漏了出来，那时中情局和其它间谍机构的研究人员正从事着各种各样奇怪又违法的精神控制实验。比如在1976年，前中情局官员把绝密文件泄漏给了记者詹姆斯·摩尔（James Moore),其描述的精神控制方法涉及到“无线－催眠颅内控制和记忆电溶解”（Radio-Hypnotic Intra-CerebralControl and Electronic Dissolution ofMemory).1977年，真相被揭开。神经控制试验是个突发的新闻故事得到了全国的关注。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沃尔特·博沃特（Walter Bowart)的经典作品《操作精神控制》（Operation Mind Control)的发表。卡特（Carter)总统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当时需要来自中情局局长斯坦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的证词。特纳仅仅把神经控制试验描述成一个药物试验计划，而不是旨在进行行为控制的计划。信息自由法案的申请书让他获得了中情局的档案盒后，作者约翰·马克思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马克思指责特纳数次“歪曲”其证词。马克思发布了20份中情局文件给记者，这些资料揭示了中情局行为试验的范围。公众的抗议很快迫使参议院健康和科学研究小组委员会（SenateSubcommittee on Health and Scientific Research)举行公众听证会，由参议员泰德·
肯尼迪（Senator Ted Kennedy)担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