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经济学，还能给世界开出药方吗？(5)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破坏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普通民众周遭充斥着大量糟糕的经济学。那些代表“经济学家”出现在公共场合发表公开言论的人，通常和IGM布斯咨询小组的成员不是同一批人。
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些在电视或媒体上自封的经济学家——通常顶着X银行或Y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头衔，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而这正是普通公众大致上能与经济学家取得一致的地方。
不幸的是，从外表（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或说话的方式（夹杂着许多专业术语），以及电视上谈话时的面部特写看，你很难将他们和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可能在于这些电视经济学家更加愿意发表意见和预测，而不幸的是这让他们在公众眼里更具权威性。但事实上他们的预测工作做得很糟糕，一部分原因是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对未来学都敬而远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项工作是预测近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计算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0—2014年的预测误差的平均值。从预测时间开始的两年（比如2012年预测的2014年增长率），平均预测误差为2.8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做出的预测，比每年随便从–2%到10%之间挑出一个数字要稍微准确一点。如果只是将连续增长假设为4%，那么两者误差程度则不相上下。我们怀疑这事极大地助长了公众对经济学的普遍怀疑。
另一个造成信任差距的重要因素是，学院派经济学家从未花时间来解释他们那些更加微妙的结论背后通常极为复杂的推理过程。
他们是怎样分析这些存在多种解读可能的证据的？他们如何将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证据关联起来，从而得出最合理的答案？得出合理答案的程度有多高？是值得我们据此采取行动，还是应该拭目以待？当今的媒体文化天然地排斥这类微妙或长篇大论的解释。我们两个人都曾不得不与电视主持人反复争辩，才能完整地讲述我们的观点（但通常在实际播出时会被剪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