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百家故事(14)

直到他们高中毕业后，孙文华与几位第一届青云班的同学吃饭，喝了一些酒，才讲出了平时他不该说的话。他说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他不再像最开始那样希望他们出人头地，对社会做很大贡献，他的要求在逐渐降低，希望他们首先是作为一个人，一个积极的人，然后还能过得幸福快乐，就足够了——项目逐渐往前走，他发现教育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花钱、耗时间，而且也许并不会有一个让别人很满意的结果。徐博听了这话觉得伤心，他想，大概是他们让大家失望了。
2020年11月，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李小溪终于同意和我见面。因为复读过两年，21岁的她刚刚在北京的一所211大学开始大学生活。在她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聊起关于公平的话题，免不了要与别人的命运对照，李小溪的成绩在当时是最被看好的，她的求学却要曲折得多。但她并不怀着自怨自艾的心情，反而认为自己享受了另一种「特权」——虽然没有很好的经济能力，但她有一对上过大学的父母，她从他们身上继承了一些读书的天分。
很小她就有过那种感受：就算跟着父母四处漂泊，不被关注，但学习对她来说没那么难，把一张卷子做到全对，不是难事。有的孩子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照下成长，才能勉强考上一个本科，而她在四处迁徙中还是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从这个角度来想，她不认为命运对她是绝对的不公。
如果把青云班当做实验组，与同时期北京打工子弟的整体状况相比，他们的未来已经比绝大多数打工子弟要好。在北大宋映泉教授从2010年开始跟踪的这1866名打工子弟里，只有不到百分之六的孩子上了大学。而同期全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是百分之四十。这1866名学生里，接近九成的学生希望自己可以读到高中及以上，超过一半的学生有大学梦。但五年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北京，拿着三千到四千的月工资（2015年的调查数据）。
孩子们高中毕业时，刘正奎告诉了他们故事的另一个真相——当年选拔他们时的智商测试并不严格，是「矮子里拔高个儿」。青云班孩子们的智商大概在120左右，比普通人稍高，但与北京八中少儿班人均130的智商水平，还是有很大差距，「哪里有那么多超常的孩子？」但他接着说，让人欣慰的是，当被告知有天分时，孩子们就真的可以做到很不错的程度。而学生们听了这话，并不真正感到失望，而是开起了玩笑：「校长你忽悠我们！」
实际上，他们早已在漫长过程里修正了对自我的认识。他们确实度过过一个「被选中」的阶段，觉得可以通过努力，成为伟大的、和别人都不一样的人。但后来慢慢发现，大家本来都是不一样的，伟大和成功也没有确切标准，而且——外部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