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特别经费消失之谜(2)

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
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份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