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特别经费消失之谜(4)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
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