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革袁慧：明清“黄淮运湖”的治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明代重启大运河以来，黄淮运水系交汇于洪泽湖区域，官方逐步将治黄、治运和治淮集中于一体。对黄河束水筑堤，大筑高家堰于洪泽湖，使淮水汇流并水位提高，使湖水在清口以清刷黄，将运舟渡黄，同时刷深黄河的淤积。这时期的清口，是整个黄淮运的水流控制中心。这种治理模式引起洪泽湖的扩展。由于湖底和黄河河身的淤高，高堰的筑高，黄淮运湖形成诸多危机。
第一，高家堰体系不断增筑，产生了水环境的变化。清代前中期，湖底不深，黄河不高，高堰不危。随着湖底和黄河河身的抬高，发生黄河倒灌，导致黄强淮弱。乾隆五十年(1785)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以前的湖水可以兼及刷黄和济运，这一年湖水枯干，清口无法渡运，官方引黄济运。随着黄河河身的抬高，御黄坝长期封闭和经常性的灌塘济运，淮水难出清口入黄，更多地从高堰五坝区泄水入运入高宝诸湖。灌塘济运是在黄高于清的时期进行，与一般清高于黄时期的启坝通漕相合一。黄高于清，灌塘济运；清高于黄，启坝通漕。官方的措施，是尽力调整湖水与黄河水位，以便清水通漕。这时期的清口，甚至出现清黄不能交汇的状态。从嘉庆年间开始，高堰五坝区开始成为上下游水流的控制点，通过各坝蓄湖水济运，可以控制下游的归江与归海水流。官员们须对上下游水势有敏感的反应，及时做出对策。
官方常闭御黄坝始于嘉庆十四年(1809)，因着当时的倒灌危机，官方堵闭御黄坝，全淮济运。随着闭坝时间越来越长，全淮下泄的程度增加，堰坝泄水通道险情增加，里下河区域遭受水灾的程度提高。官方在济运时闭御黄坝，秋冬时闭盱堰各坝蓄清，西北风起，危及坝堰。河臣们还在上游引黄入湖以助清水，随着黄河南泛频率加增，漫口黄水汇淮入湖的水量也增加，主流减缓，河身更加淤积抬高。高家堰也不断筑高，塌坏频率增加。为了蓄清，嘉庆十七年百龄在上游减黄助清。官方通过减黄，以图清口区清水旺盛以济运。
第二，清政府不单通过清口和山盱诸坝控制黄淮水情，也通过以此为中心的几条水利控制线防控全局。高堰和诸坝系统是第一控制线，运河堤防是第二控制线，范公堤是第三线。史奭称之为上流、中流、下流。里运河东岸诸坝体系作为中流控制线，对下游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十九年(1680)，辅靳在高邮、江都运河东堤建6座减水坝。康熙第3次南巡时，认为决口重点已移至高邮以南，将高邮以北的坝闸尽行堵塞。北坝南迁体现了北部淤高和排水通道南移的现象。乾隆二十三年，运堤上形成了五坝，即五里中坝、昭关坝、车逻港坝、南关坝、南关新坝，总称为归海五坝。淮水从归海坝归海，遥遥二三百里，加上里下河地区釜底一样的地势，这一区域自然成为水患频仍之地。在这种环境下，道咸年间官方更多地加强淮水入江的通道。在这以前，官方更多地导引淮水入黄和通过运河诸坝经里下河地区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