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罩产业“战疫”史(2)

2003年，北京某同仁堂药店一天内被抢购三万副中药
陈济生统计库存后，发现自己这个“女药王”徒有虚名：
前脚，她调用了北药控股旗下所有的药房、药店、药厂，召集了供应链上兄弟企业，满心以为20万付的日供已经足够应对。后脚，到了月底，这方药的日售量就冲破了29万。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她一共卖出了800多万副——几乎每个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人手一锅。
此后，防护服和口罩短缺，成为了更大的难题。
据说，彼时北京市给陈济生的任务是防护服10万套，口罩20万个，要求在48小时内送到一线。而此时的北药控股，已经在“八味方”的纠缠中亏损近千万。
最终，经过陈济生的努力，10万套防护服从杜邦在上海的代理商手里买到；20万个口罩，由上海市捐赠。
但是，命令是缝补不了巨大的使用缺口的。陈济生和他的北药控股，联合北京市物资委，在整个北京“非典”期间，穷极手中资源，总计为北京市“搞”来了200万套防护服，1100万个口罩，但是这些口罩，对于席卷全国的“非典”而言，简直如九牛一毛。
总结这段经历时，她说：
“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
在疫情的洗礼中，2003年，成为了中国医疗器械普及化的关键之年。
“非典”之后，中国推进了各种医疗器械类标准的制作。比如《GB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加快了诸如口罩、体温计、塑胶手套、塑胶鞋、消毒液等医用品的民用化。
2003年8月13日，国家食药监局下发《关于将医用防护口罩等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的通知》，将“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
除了各大具有研发实力的厂家外，包括东华大学这样的纺织类高校，也加入到了防护服的研发中。一时间，和防疫有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冒芽。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02
2020年春节，它安静而疯狂地来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10年前一样，疾病以强大的传染性和杀伤力，惊惶了全国。
时隔17年，口罩再次成为最大的必需品。在突发的疫情面前，医护人员、患者、家属、普通老百姓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口罩。以至于，这种需求在14亿人口面前，几乎不能够量化“一共要多少”。